曾國藩在信中又說：
但望少安毋躁，以待事機之轉移。慎勿操之過蹙，便覺度日如年，徒損襟懷，而於事仍無濟。如能守一“耐”字訣，久之自履亨衢。
也是用的一個“耐”字訣，希望他不煩不躁，耐住性子，忍住煩瑣，走上順暢大道。
李鴻章出來帶淮軍的時候，曾國藩也專門囑咐他，要想帶好兵，就要把握住兩條：“第一貴在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第一就是要忍得住別人對你的挑釁和侮辱，耐得住煩躁，控製好自己的情緒；第二條要處理好各方麵的人際關係。可見耐字功夫確實是當官、做事、為人之至要。
曾國藩認為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耐得煩”。這是他的心得。在收斂低調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都需要一份耐勁。如果耐不得煩，守不住窮，安不下心，那麼，就會諸事不順，時陷危境。這於做官、做人、做事都是不利的。這其實也是曾國藩的經驗之談，因為他就曾經曆過因“不耐煩”而引發的嚴重後果。
鹹豐七年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營中的曾國藩，正是內外交困、艱辛異常之時，不僅戰事不順，江西各方調諧艱難，自己又無實權在手，實在舉步維艱。恰在此時，接到父親去世的訃告。心中既傷心老父棄養，更煩憂自己眼下諸事紛亂，實在沒心情再忍耐下去，於是奏報丁憂並陳請開缺之後，未等清廷下達諭旨，就擅自委軍回到老家荷葉塘守製去了。
這對於當時正統領大軍對敵作戰的曾國藩來說，是相當錯誤的做法。一個大軍統帥，置軍情於不顧，甩手就奔喪回家了，這樣不負責任的行為是任何皇帝都不會允許的。軍務不同於尋常政務，它更為緊要，更為嚴肅。若軍務需要，即使父母喪亡，也可不令前敵將帥回籍的。正在家奔喪守製者，若遇有緊急軍情需要，還得奪情赴軍。因為“忠”比“孝”更為重要。比如曾國藩母喪期間的墨絰出山，就是這種情況，但這一切，都要聽憑朝廷的定奪。無朝廷命令而擅離職守，本該獲咎。好在有朋黨大員們的說情，清廷才沒有追究，並賞三個月假，讓他在家治喪。
其實曾國藩之所以“甩手”的本意，是“欲擒故縱”之計，趁父喪想就此要挾朝廷給他實實在在的權力，才能真正調兵遣將，以對強敵，不然隻能在江西處處受牽製，事事不順利，剿匪勢必遙遙無期。但曾國藩這盤棋卻下錯了，因為太急躁，沒能“耐煩”而衝動地扔下軍務跑回了老家，雖然皇帝沒有過分追究，卻也就此把他雪藏了，不理不睬，不聞不問，這一待，居然就在家待了整整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
這一年多，他待得並不安穩，表麵上讀書守孝安心閑適，實際上心中卻翻江倒海五味雜陳。因為他不顧軍政要務，不等皇命即擅自歸家，朝中官員彈劾不斷，湖南官紳也對他此舉頗有微詞。連他一手推薦提拔的左宗棠也大罵他不該丟下國事而奔喪事，輿論一時“嘩然和之”。曾國藩既惱恨自己沒能“耐得住煩”，又急躁“欲進故退”“欲擒故縱”計策的落空，使他啞巴吃黃連，有苦無處言，要是皇帝一直這樣雪藏，不理不問，那他豈不是要就此終老嗎？那不僅自己的一腔抱負無處施展，這麼多年在湘軍和剿匪上耗費的心血，那不也白廢了嗎？
曾國藩既有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之非議，百不遂意，性情也變得粗暴起來。他深悔自己沒能耐住，才讓自己困守在老家，無所事事，心亂如麻，卻又無可奈何。每天研究黃老之術，以使自己能靜下心來，好好思考，如何走出這種困境。
當鹹豐皇帝再次命他出山時，他便順從多了。見梯即下，再沒有半點討價還價，痛快地應命，並贏得了皇帝的表揚：“汝此次聞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同時他對人對事也完全改變了態度，不再強勢硬挺，而奉行剛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與左宗棠重修舊好，與江西官紳相處也不再似往日咄咄。終於事情變得順利起來。
他自己總結說：“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之後他對“耐煩”二字更加用心。告誡自己處事要有耐心，要平心靜氣。“一經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必不能妥善。”時時訓練自己處事不急不躁的性情，時刻保持頭腦清醒，讓自己從容平靜，心平氣和，方可處變不驚，穩如泰山，各種事情才能處理妥當，才可以冷靜理智地麵對困境，想法脫困。
曾國藩的“耐”字訣，更強調的其實是困知勉行、努力發奮的意思，隻要能熬得住，挺得久，忍得遠，耐得煩，打得通，過得去，便是好漢，便是成功。同治五年正月，他在給正在練字的兒子紀鴻的信中說：“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造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這正是“耐煩”二字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