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他自改名號，為的是“困知勉行，無失詞臣之體麵”，並能“以文章報國”。這是二十歲時改號的誌向。而十年過去，他仍在自省，惕勵自己，以遠誌自勉。三十一歲時，他在致諸弟書中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辭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修業，為的是什麼？不外乎上為君上分憂，下為百姓安境，中為己身大展鴻抱，以伸大誌而已。
如果說曾國藩的第一次改名是自省自勵、修身自奮、求誌以伸的話，那麼他的第二次改名，就更加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高遠的壯誌和內心的期許：要做國之藩籬！不過，據說這個名字並非他自己改的，而是他的座師穆彰阿幫他改的。正好合他“澄清海內、藩衛國家”之誌，於是欣然從命，從此便改為國藩了。
據史料記載，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在會試中第三十八名貢士，不久後又在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為“同進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而當時的主考官，正是當時的朝廷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樸，號鶴舫，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曆任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一時權傾內外。同時他也是個極愛才的人，最喜歡招攬人才到自己的門下。《清史稿》記載他“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所以一見到有才華的曾國藩，穆彰阿自然有意延攬。
據史料記載，主考官穆彰阿一見曾國藩的文章就非常喜歡，當即給曾國藩一個第三名。名單呈給道光時，穆彰阿又特地將曾國藩大為讚賞一番，道光皇帝一邊聽穆彰阿吹捧，一邊粗看了一下曾國藩的文章，頗覺有意思，就用朱筆畫成了第二名。
曾國藩就這樣順利地入了仕途，他十分感激這位主考官的知遇之恩，當晚就去拜見恩師。穆彰阿接見曾國藩時很是熱情，他先是大加誇獎一番，然後從古之立大事者不光靠的是天分說起，勉勵曾國藩要一生勤於治學，不可懈怠，日後定會大有作為。
這番話說得曾國藩熱血沸騰，他看到了這位恩師對他寄予的厚望，他眼含著熱淚用顫抖的聲音說：“大人的知遇之恩門生永遠銘記，牢牢記住您今晚的教誨，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才。”
這時候，穆彰阿才問曾國藩，“子城”這個名字是誰取的？曾國藩說是祖父取的。穆彰阿覺得“子城”有些小氣，就說要給他改個名字。曾國藩自然喜出望外，遂趕緊說：“請中堂大人賜予。”穆彰阿注視曾國藩良久，鄭重其事地說：“足下今為翰林，我朝宰輔之臣大半出於此地，足下切莫以一名士才子自限，而要立誌做國家的棟梁之才。老夫想足下當改名為國藩，取作國家藩籬之意。足下以為如何？”曾國藩連連點頭、萬分感謝，當即離開座位，在穆彰阿麵前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一個頭。
自此之後，曾國藩不僅開始正式啟用“國藩”為名，而且時刻以“澄清天下、藩衛家國”為誌。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做京官的十多年中，處處以國為先，以君為上，為國為君，竭盡所能，日夜兢兢。在京城為官，他交朋結友，訪賢拜師，虛心求學，沉心讀書，關心國事，不斷進言，以伸其誌。不僅在京城同鄉、同年及同僚中留下了相當好的名聲，即便是在皇帝和朝中重臣心目中，也都留下了“好學上進”、“足堪大用”的好印象。
同時，這一時期也是曾國藩學問和識見飛速提升的時期。這期間他博覽經、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所訂“課程”十二項中，專門有“讀史”一項。他讀得最細的是《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和《易知錄》等等。可以說，京宦十二年，是曾國藩後來實現自己的誌向，成為一代大儒、一代聖賢、一代偉相、一代名帥的堅實奠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