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
人貴有誌，人無誌不立。有誌吞吐江海，無誌空長百歲。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都是被誌向照亮的，沒有誌向的人很難取得成功。因為沒有誌向就沒有人生的方向，就沒有目標，就會茫然無所從。王陽明說得好：“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誌向不確立，就像沒有舵的船，沒有嚼子的馬，沒有方向，隨波逐流，又怎麼能有所成就呢？
所以，立誌，是成功人生的第一基礎。大凡有所成就之人，必是素有壯誌之人。
曾國藩也是一樣。他雖然出身平凡，僻處山鄉，但誌在天下，心在江海。他對立誌看得非常重要。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都有他明確的誌向。
他一貫強調“以立誌為本”，他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因而自小“困知勉行，立誌自拔於流俗”。堅忍立誌、寧折不彎、一往直前，這正是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業的根基所在。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誌向的高低，決定他成就什麼樣的事業，擁有什麼樣的人生。
曾國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種不流於俗的雄心壯誌而卓立於群的，因此，他不僅反複向他的弟弟及門生灌輸立誌的重要，要求他們誌當存高遠，而且還經常具體地指點他們如何立誌、立什麼樣的誌。在曾國藩的家書中，“勵誌”之語非常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與諸弟書中說：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誌之真不真耳！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的弟弟寫信給哥哥，我們在家裏一邊幹農活，一邊還要料理家務，讀書的環境不好，我們想到一個專門的學校，以便有一個非常好的讀書環境。曾國藩回信說得很明確：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唯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誌、有恒，此諸弟勉之而已。
經過曾國藩的一番勸誡，弟弟們都心悅誠服地用功讀書，最終都學有所成。其中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更是成為湘軍的一代名將。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的六弟國潢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滿腹牢騷。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曾國藩對此事發表了一番議論，他在家書中說：
六弟自怨數奇，餘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誌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乏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餘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譏笑弟弟誌向不高遠，曾國藩是有資本的，因為他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樹立了人生的遠大誌向。他的誌向就是“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的宏遠，是“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的氣概，是“樹德追孔孟，拯時儷諸葛”的決心，是“為官絕不求錢財”的清明，而絕不是“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他的誌向，隨著他的學習而在不斷地改變，不斷地完善，也在不斷地高遠起來。
兩年後，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與諸弟書中，他再次對弟弟說了立誌對於人生和成功的重要意義：
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能自立堅卓之誌，那麼要做聖賢豪傑又有什麼做不到的？孔子說過“我想要仁，仁就來了”，如果我們想做孔孟一樣的人，那麼我們日日夜夜都會向孔孟學習，別人又怎麼可能左右我呢？要是自己沒有誌向，即便天天與堯舜禹湯住在一起，那最終還會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對我們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人之所以能為孔孟，能有所成就，關鍵不在於別的，而在於自己。隻要自己有一個堅卓高遠的誌向，又何事不可為？成為聖賢豪傑都不在話下，那麼，又有何險難邁不過、有何困境掙不脫、有何挫折會害怕呢？
2.立高遠之誌，脫井底之困
實際上，曾國藩的大誌向，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慢慢樹立，一點一點修正，最終才以天下為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