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了高遠的誌向，曾國藩才不再是湖南鄉下荷葉塘中苦讀的鄉下孩子，也不再是隻看到鄉下山水的無識之士。
到了京城之後，他在京師結交了許多名流學者，其中有的成為他生平好友，有的則成為他日後事業發展的引路人，還有的對於他的文學造詣很有幫助。而從京城結交的這些良師益友那裏，曾國藩明白了個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他以“學做聖人”作為人生目標，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
從而，使曾國藩跳出了個人的狹小世界，終脫井底之困，開始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俗話說得好，“誌高則品高，誌下則品下”，因為其誌高遠，眼界也自然不一般，不再是坐井之蛙，而是山頂的雄鷹。所謂“坐井之蛙隻有一孔之見，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誌向立得高了，世麵見得廣了，眼界、心胸自然也會不一樣，所憂所慮也必然不再是一人一身之憂慮，所思所想也當然不再是一時一地之所得，而是放眼江海，心懷天下，從此不再有井底之困！
3.先“滌生”後“國藩”，兩次改名明誌
曾國藩立誌，不像很多人停留於口頭上，他是為之付出了實際行動的，兩次改名就是其行動之一。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乳名寬一。也有說字居武，取“曾子居武城”之義。
小時候在荷葉塘，村人及長輩都叫他“寬一”、“寬仔”、“寬伢子”。曾氏一族，本是山東嘉祥孔子主要門徒之一曾子曾參宗聖的第七十代孫，後曾家從山東嘉祥先後遷至江西吉安、湖南茶陵、湖南衡陽唐福、湖南衡山白果，最後才遷到湖南湘鄉荷葉塘定居。在曾子後人中的輩分為傳字輩，故又有一個本族的派名叫“曾傳豫”，但他最響亮的名字還是“國藩”和“滌生”，名為“國藩”，字“滌生”。而這個字和名，都是後來改的。
道光十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就讀於衡陽唐氏宗祠，師從汪覺庵。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學習，受歐陽凝祉的指點。這是曾國藩走出荷葉塘老家的方寸之地，第一次跟隨名師，接觸新思想，這對於年輕的曾國藩而言，在思想和境界上，都是一次突變。
這個時期，曾國藩所讀的書，所接觸到的思想，所受的師長的教誨，都與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這讓曾國藩對自己過去的渾渾噩噩愧悔不已。他夜讀《了凡四訓》，對了凡的觀點更是佩服有加，於是取袁了凡之“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把自己的字改為“滌生”，表明自己要從今日始，滌舊布新，重塑新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這個新生，就是他在誌向、人格和追求上麵的全麵開始。
事實上，曾國藩自打到衡陽讀書之後，其誌向和麵貌都煥然一新，不再是從前荷葉塘那個半耕半讀的農家書生，也不再是隻會跟在父親的屁股後麵一次又一次走進科舉試場考功名的寒門學子，他已經漸漸成長為一個心憂天下、心懷大誌的有誌青年。改名正是他改變誌向、心懷遠大的一個表現。雖然這個時候他仍然沒有考中，但其誌已隱隱有大家之氣。如道光十五年（1835），二十五歲的曾國藩在生日這天，有感而發，寫下一首誌向遠大、氣勢如虹的好詩：
乙未歲暮雜感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競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氣吞雲夢”、“鏟平君山”、“斬蛟屠鯨”，這樣的誌向，早已不是荷葉塘中人可語！這首詩也被很多研究曾國藩的學者認為是曾國藩自身大變的真正開始，也是明昭誌向、預示以後立下不世奇功的一個旁證。
對於改名滌生以明誌之事，曾國藩道光二十年六月日記中有一條專記此事，可以看出他改號的真正含意：
憶自辛卯年（道光十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餘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複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恒，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麵。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無從而牧之；如熟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談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儲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受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謹記於此。六月初七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