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當時上層媚外，下層排外，討好上層，下層罵，討好下層，上層怒，誰去都是背黑鍋。當時外國人正想找借口開戰，以便在中國得到更大的利益，民眾正期望官府能伸張正義，打擊洋人，揚眉吐氣。不管怎麼處理，罵名終歸是自己的。
然而，即便如此，曾國藩還是挺身而出，在國危時艱之時，當仁不讓地把這個最難處理的燙手山芋接在了手裏。
當時清廷積弱積貧，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從國家利益而言，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為其難地去與洋人周旋，與民眾使心計，以使達到西太後所希望的“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最後，他不得不考慮當時局勢和國力，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劇而不願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十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四十六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幾近身敗名裂。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一時之間，引起全國朝野的唾罵。“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清史稿》）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
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國藩自己也深為苦惱，“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聲名盡毀，抬不起頭來。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國藩這種憂國憂民之心呢？曾國藩對於“天津教案”自己身敗名裂一事，並不多作辯解。隻在後來與人信中，說到此事，才剖白心跡：
……敝處所辦，蓋亦偏於衡勢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論之騰，亦無足怪。吾輩身在局中，豈真願酷虐吾民，以快敵人之欲？徒以邊釁一開，則兵連禍結，累世窮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戰事毫未議及。各省綠營兵一無可用，勇丁唯淮勇器械較精，氣勢較壯。然勁者亦不滿二萬，能防禦一國，未必能遍防各國，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敵一國，未必能應付各國，而諸國合縱之勢、狼狽之情，則牢不可破。故鄙人嚐謂今人外夷與漢之匈奴、宋之遼金迥別，實不敢以全局付之嚐試，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貽國家無窮之憂？唯曲全鄰好而不忘防禦，乃為完策。
可以看出，曾國藩委曲求全、迎合洋人，不惜身背“賣國賊”之惡名，不過是在國危時艱之時，為國分憂而已。
以當時情景、當時國勢而言，“能防禦一國，未必能遍防各國，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敵一國，未必能應付各國”，曾國藩的處理未嚐不是上上之策！為國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何曾顧惜名聲，怕擔罪責？
可見，曾國藩的“挺”，不僅僅是強挺、硬挺、堅挺，還有挺身而出、挺身入局的含義。
曾國藩曾說：“天下的事，隻在局外呐喊，總是無益；隻有躬身入局，挺膺負責，才有成事的可能。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觀點來燭照處理事情的方法，左右權衡，上下兼顧，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完策’，把事情處理得盡善盡美。”
隻在旁邊呐喊，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這是將“發一謀，舉一事”的“挺”外延至察天下之勢，擔天下之責，躬身入局，參與進去，當仁不讓，舍我其誰。這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正是曾國藩所說的“挺”的另一層含義。而這樣的“挺”，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真英雄的注腳，這樣的“挺”，足以讓任何罵名遜色。
6.一切困厄險阻，皆從“挺”字而解
曾國藩一生，著實比別人經曆得更多，經受得更多，委屈困頓、慘痛絕望之時也更多。但這所有的一切他都“挺”過來了！“挺”是曾國藩一生最為重要的為人為官精髓。
憑借一個“挺”字，他在困厄中覓出路，咬牙堅挺；在逆境中求奮進，苦苦硬挺；在病痛中苦爭鬥，日日強挺；在詆毀中求保全，低眉曲挺……
最終，他挺過了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險難，挺過了一次又一次官場的困厄，挺過了長沙之擾、武昌之困、南昌之圍、祈門之險，挺過了父母棄養、兄弟去世、朋友投敵、兒女早逝，挺過了朝廷猜疑、同僚妒嫉，挺過了功高蓋主、皇位誘惑，挺過了自己的“心魔”和“劣習”，最終成為“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因為“挺”，不管遇到多麼大的險難，遭逢多麼大的變化，一切困厄不再是困厄，一切險難也不再是險難，一切困境都能無所畏懼，一切險難都隨之而解。因而，有很多人都認為，曾國藩作為封建士大夫最後一位“完人”，其精神、人格和成功的精髓，都不過是一個“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