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為好轉，匪患漸次肅清，湖南境內竟然在半年時間內成為全國匪患最少的地方。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做法十分讚賞，他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朱批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但老百姓和社會輿論都激烈抨擊曾國藩的屠殺政策，“曾剃頭”傳遍湖南全省。
後來，在湘軍與太平軍的戰爭中，屠殺更為慘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會有一次殘酷的屠殺。
如鹹豐八年（1858）四月，曾國藩治下李續賓部攻破九江，將城中近兩萬軍民全部屠殺，李續賓的上司湖廣總督官文在給鹹豐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城內軍民）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屍骸堆積，流水腥紅”。
鹹豐十一年（1861）八月，曾國藩弟弟曾國荃部攻破安慶，數萬安慶軍民被屠殺。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目睹了這次慘禍：“殺賊凡一萬餘人，男子髫齡以上皆死，……婦女萬餘俱為掠出”，“軍興以來，蕩滌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國藩的親信李榕也稱：“通計前後殺斃援賊、城外壘賊、降賊及城中之賊實有四萬餘人，軍興以來，殺劫此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過於攻陷天京之後。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破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古稱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見人就殺，見屋就燒，見財物與女子就搶。直殺得天京城內血流成河，屍體湧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燒城後，金陵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為曾國藩和他的湘軍殺人太多，金陵人又稱他為“曾屠戶”。據說，後來南京小孩夜哭，媽媽說“曾屠戶來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見平民百姓對曾國藩殺人如麻的恐懼和痛恨。
曾國藩也一直背著這些惡名行於世，至死都未能洗脫掉。
實際上，也是曾國藩根本就沒想洗脫。早在長沙被人喚作“曾剃頭”時，就有很多人為他鳴不平，說他背這樣一個惡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認為，能肅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撫黎民之懼，哪怕背這樣的惡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對友人說，亂世就要用重典，隻要長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說我曾國藩是“武健嚴酷”，我也認了。
後來曾國藩又多次得封惡名，如因剿滅太平軍而被稱為“劊子手”，因處理天津教案被罵為“賣國賊”，還有“忘恩負義”、“虛偽小人”等罵名。雖說他心中自覺冤屈不已，也隻能不管不顧自己的名聲了。
特別是“賣國賊”之罵名，千秋以下，都會為人唾罵。但以當時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議和是完策。曾國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萬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詣。
但眾議難擋，譏罵無情，最重聲名的曾國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件事成為他心中最大的傷痛，也成為他人生中至為屈辱和傷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還是挺了過來，沒有被這些清議和唾罵擊倒，而是不管什麼樣的輿論，不管有多大的壓力，隻要是為國為民有利的事，他就堅持做到底，堅持挺到底！至於個人名聲，隻能置之度外。
5.國危時艱，挺身而出
如果隻是簡單地把曾國藩的“挺”理解為咬牙堅持、強自支撐、不低頭、不趴下的話，那就大錯全錯了。
曾國藩所說的“挺”，絕不隻是堅持，隻是咬牙，隻是強撐，隻是硬挺，他的挺還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撓的堅毅，還有正氣浩然、凜凜難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負責、勇挑重擔的勇氣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誰的膽魄！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於當世、傳美名於萬代，正是因為他的那種不畏不懼、敢於擔責的勇毅，使他擁有了比別人更多的機會。
鹹豐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國起義，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時東南半壁幾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機。
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曾國藩此時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雖然居二品大員之位，曆任五部侍郎，卻並未為國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認為正是自己報國的機會來了，於是向皇帝上書言事，以盡臣之本分。
鹹豐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國藩上《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該奏疏批評鹹豐皇帝辦事務於瑣碎而疏於遠大、徒尚文飾而不講實效、厭薄恒俗而滋生驕矜等三大缺點。鹹豐皇帝於此疏大為不快，幾乎全盤予以拒絕。好在鹹豐並未責怪他，隻批評他“迂腐欠通”，同時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這件事並未對曾國藩的報國熱情產生影響。任兵部侍郎期間，他再次上呈《議汰兵疏》，指出對付太平天國必須得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而綠營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軍隊：“吸食鴉片、聚開賭場……無事則激乎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曾國藩主張裁兵五萬，學戚繼光的練兵辦法，練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以消滅太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