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奏疏闖了大禍，惹怒京中權貴，兩月之後，曾國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調署刑部侍郎，連議軍的資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國藩沒有就此消沉，忘記自己匡時濟世的大誌和為國為民的責任。凡當盡力、進言之時，則當仁不讓，勇於陳疏。
鹹豐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擬就一折《備陳民間疾苦疏》上奏，痛陳民間三大疾苦：一為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也；二為盜賊太多，良民難安也；三為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也。
一片憂國憂民之心，清晰可見。但是，曾國藩這道《備陳民間疾苦疏》還是沒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後曾國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鄉試，在赴任途中聞其母喪請旨丁憂，回到湘鄉荷葉塘老家。
這時候，太平軍節節勝利，從廣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會攻長沙，湖南官場一片混亂。新任巡撫張亮基經左宗棠力薦，請丁憂在籍的曾國藩幫辦團練，鹹豐遂於1852年11月降旨曾國藩“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
久有治國平天下宏圖大誌的曾國藩接此旨後，並未多作考慮，即拋開為母守喪三年的願望，選擇了為國盡忠而不能為母盡孝，在國危時艱之時，挺身而出，墨絰出山，開始了幫辦團練、組創湘軍的旅程，開始真正躍身於時代的激流，自任礪柱，大幹起來。
其後，不論是在與太平軍十幾年的對峙還是與官場舊習的不斷鬥爭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撚平匪之時，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都是當仁不讓，不計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誰的膽識和氣魄，躬身入局，挺膺負責，擔起了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
這種不計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國難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國藩之所以被人稱為“完人”的關鍵所在。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中，這種挺身而出的“挺”表現得尤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數千名群眾因懷疑天主教堂以育嬰堂為幌子拐騙人口、虐殺嬰兒，群集在法國天主教堂前麵。
法國領事豐大業認為官方沒有認真彈壓，持槍在街上碰到天津知縣劉傑，因發生爭執開槍射擊，當場擊死劉傑仆人一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十名修女、兩名神父、另外兩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兩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和三十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天津望海樓天主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四座基督教堂，此為當年震驚全國的“天津教案”。
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國聯合提出抗議，並出動軍艦逞威，大有一觸即發、宣戰開戰之勢。天津乃至全國的民眾，對外國人在中國的無法無天和欺壓人民早已忍無可忍，這件事又觸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線，是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眾群情激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恥、不懲洋人誓不罷休之勢。
而以當時當情而言，這種局麵無疑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一旦雙方鬧僵，真的開戰，隻會讓已經積弱積貧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
也正是在此國危時艱之時，曾國藩再次臨危受命，從直隸總督任上直赴天津，處理教案一事。
這個時候，已經五十九歲的曾國藩由於長年辛勞，沙場征戰，加之癬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顯。右眼此時已經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發“天津教案”，朝廷環顧無人，隻能又派他去應對時艱。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處理教案，要他“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
按說，如果曾國藩有意不去的話，是完全可以的。他年歲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從個人名利來說，他已經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國的絕世奇功，聲名顯赫，而且官至極頂，榮寵當時，已經不再需要任何功勞來錦上添花。而且曾國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處理天津教案，哪裏會有功勳可建？不管怎麼來處理，隻怕都會毀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