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牙堅挺，幾乎是曾國藩麵對困境時最常用的方法。但也正是因為他敢挺、願挺、能挺，敢於麵對一切危局，才最終挺過艱難，挺過屈辱，挺過險厄，挺過一切波折。
也隻有挺住了，才能等來機會；挺不住，就會把到手的機會拱手讓給別人。
一個人如果不能挺，不能忍，成功也就不會屬於他。曾國藩最明白這個道理。他曾經總結自己一生的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時”，給兒子的信中，他也說，“能度過極困難之境，方是大英雄”，故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隻要“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並把這總結為一句話：“凡事皆有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這是他傳授給兒子的成功心法，更是他從磨難中得出的最有用的經驗。
所以，凡遇困境危局，他總是挺字當頭，不懼不畏，隱忍堅強，咬牙支撐，一直到熬過困境危局，一直到看見雲開日出！
4.屢遭唾罵，頂住輿論力挺
凡讀書人，名聲氣節高於一切。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寧要名聲不要生命的士人在中國曆史上比比皆是。
曾國藩是儒學名門、理學大家，對名聲的重視更重於別人。他曾說過：“然君子愛惜名聲，常存水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可以想見，如果名聲被損，於曾國藩而言，必然是痛苦至極。
然而，為了匡時濟世，為了報效皇恩，施展抱負，曾國藩卻屢遭唾罵，數領惡名。如“曾剃頭”、“曾屠戶”、“忘恩負義”、“賣國賊”等等。但素來將名聲看得比生命更重的曾國藩卻頑強地頂住了這些輿論，置名聲於不顧，隻為報朝廷隆恩，安天下黎民，頑強地挺過了那些最讓人糟心的日子。
當初在長沙，除了“幫辦團練”募兵練勇，曾國藩在長沙的另一個任務是“搜查土匪”維持治安。當時的湖南匪患嚴重，各種會黨層出不窮。除太平軍外，還有串子會、天地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等各路會匪，燒殺搶掠，擾亂鄉裏。
曾國藩對土匪毫不留情，實行嚴刑峻法、重典重懲的“治安嚴打”政策。到任伊始，即發布《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宣示要嚴辦四種人：
一、素行不法，慣為猾賊造言惑眾者；由地方團練首領、宗族長老“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經過鄉裏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
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即吃大戶），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
四、聚盜成群，嘯聚山穀，“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衙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逾晷刻”。
“審案局”裏對於這四種人，毫不講情，甚至不惜辦成冤假錯案，也以嚴懲為準，絕無半點姑息。凡被舉報從匪、搶劫及其他嚴重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審案局聽候發落。
審案局不遵循正常辦案程序，一幹人犯都是“聞信即提來”，並不通知各級司法部門，哪怕是有功名的舉人秀才，也不給半點特殊。提來後，訊問從快，量刑從嚴：重的砍頭，次則杖斃，再次也要抽上幾百鞭。“……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實時訊供，實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審案局成為在司法部門之外可以隨意捕人、審訊、殺人的機構，相當於後來戴笠的軍統局。
因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審訊者，很少能夠生還。而且為了立時改變當時的治安狀況，曾國藩不惜破除慣例，觸犯潛規則，連有功名在身、可免除責罰的秀才也讓其站站籠、遊街道，致使秀才屈辱而死，學政、裏長俱皆憤而責斥，但曾國藩依然我行我素，並放言“寧願錯殺一百個秀才，也不放過一個衣冠敗類”。
據曾國藩自己奏稱，截止到鹹豐三年（1853）六月，僅僅四個月，審案局就直接殺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達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兩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鞭子抽成重傷上千人。審案局幾乎每天都在殺人。
不僅自己大開殺戒，曾國藩還鼓勵地方官和鄉紳大力剿殺土匪。如藍山知縣張嗣康在兩年任期內，僅清鄉就殺戮群眾數百人；自稱“秉性慈善”的寧遠知縣劉如玉，在三年之中“實共殺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區的秘密會黨宗教，遭到了嚴重破壞，骨幹力量或者被殺，或者外逃，剩餘的則藏匿不敢活動，一時之間倒真有了境泰民安的景象。
長沙、寧鄉一帶，當太平軍再度入境時，回應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國藩的“霹靂手段”收到了成效。
濫施刑罰、動輒殺頭等“嚴刑峻法”也為曾國藩贏得了“曾剃頭”的惡名。但曾國藩不管不顧，堅持自己“治亂世，用威典”的辦法，也不在乎“曾剃頭”的惡名。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既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堅定地表明了自己要嚴酷到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