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的俸祿原本就很低，像曾國藩這樣的新進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過四十五兩。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有九十兩，再加上“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全部相加，一年總薪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而翰林院更是舉世皆知的清水衙門，基本沒有什麼灰色收入。作為清水衙門裏的一個官場新人，自然隻會更“清水”了。但是，工資雖少，派頭卻不能少，各項人情往來、應酬開銷以及租房、服裝、飯食、請客，固不可與平常百姓一般，務必要與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當然了。
其實對於做翰林這樣的京官要忍受清貧，曾國藩不是沒有準備的。進京為官前，曾有一年時間專門“拜客”，這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寒門學子們考上大學之後的“擺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賀禮，接受捐贈，籌措費用，以備進京之後的用度。
曾國藩通過“拜客”從親戚朋友、地方官員及各種店鋪中大概收受賀禮近兩千兩銀子，算是很大的一筆了。但進京的頭兩年便已將收受的兩千兩白銀全部花光，此後借錢便成為曾國藩彌補財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國藩找人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闖過年關。到第二年年關時，欠債已經有四百兩。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到他離京時都未有改觀。曾國藩升上二品大員後俸祿提高了好幾倍，達到了年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祿米一百五十五斛，也絲毫未能改變他的困窘之狀，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債更是高達一千兩白銀。日子越過越窮困，家書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見肘的艱難情狀，躍然紙上。
在這一時期，曾國藩的經濟狀況確實相當窘迫，常因無能寄錢回家盡贍養家中大人之責而“愧悚”，卻又無可奈何。再窮再難，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場，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嚴，曾國藩隻能咬牙硬挺。
沒錢寄回給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資，心中愧悚，就多寫家書，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諒和理解，而且想盡千方百計，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對於自己的那些親戚，特別是有大恩於自己的幾個舅舅，雖有心相報，卻無力提攜，除了硬挺著忍受內心的愧疚，暗暗期許以後厚報，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這些苦楚和愧疚，也隻有曾國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風光，永遠不及人後的硬撐更讓人刻骨銘心。
其實曾國藩非常看重親情，對家鄉的人和事也關心尤甚。但他任職京官後，從未回過家鄉。雖然“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雖然說了幾次，但一直沒有行動，而原因竟然是籌不起路費！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國藩在家書中說：“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家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還是因為太窮了，攢不夠回家的路費，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腳步！
不僅沒錢寄回家奉養大人，接濟親戚，沒錢回家，甚至連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艱難度日。甚至連買件像樣的衣服的錢都沒有，經常穿的都是帶補丁的衣服。據說有一次還被道光皇帝發現了，以為曾國藩故意裝窮，其實皇帝哪裏知道，曾國藩哪是裝窮，那是真窮。他做京官時添置過的最貴重最奢侈的衣服不過是一件天青緞的馬褂，輕易舍不得穿，唯遇慶賀及新年時偶爾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這件馬褂都還和新的一樣。
對於愛書成癡的曾國藩來說，沒錢買書也是一大折磨。讀書人沒有不愛書的，這似乎沒有特例。
曾國藩也是一樣，標準的書癡。在他進京應試回鄉時，經濟上十分窘困，沒辦法隻好借路費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國藩卻在書坊書市間發現了一套《二十三史》，愛不釋手，但如果買了書他就沒有盤纏回家了，可是不買這套書又實在心有不甘，怎麼辦？權衡來權衡去，最終他還是買了這套書，一路上隨艙而臥，以衣服頂補勉強吃飯，這才回到家。可見他是相當愛書的。在京城時也是這樣，不管多麼沒錢，但碰上心儀的好書，他還是要買的，而且高興不已。
要說沒錢寄給家中，沒錢回家，沒錢買奢侈衣服，沒錢買書，都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京城裏各種各樣的應酬和各種各樣的“隨禮”，對於靠借錢度日的曾國藩來說，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當時酬酢成風，應酬頻繁，聚宴歡飲，是時尚更是潮流。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當時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要是別人請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請別人的話，你就根本算不上這個京官圈子裏的人，也就沒人把你當回事。
這對於前程來說肯定不妙。因為對於新晉的京官而言，往來酬酢、人情支應正是結交人脈、擴大勢力和影響的重要途徑。因而，應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開支和各種應酬，著實讓曾國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