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國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製政權，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4月，列寧從國外回到俄國，立即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製定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
二月革命以後，像29年前在喀山一樣，高爾基再次陷入了一場精神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際上有一股主張民主力量同資產階級政府合作的思想潮流，高爾基也同意這個看法，並撰文宣傳，這遭到了列寧在《遠方來信》中的嚴厲批評和責問：
“毫無疑問，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他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作出了而且還將作出很多貢獻。但是，高爾基為什麼要搞政治呢？”
列寧的批評是對的，但責問卻未免有失寬厚與公正。
在這一時期，高爾基給情人安德列耶娃的信中說：“我生活在內心矛盾之中，除了文化工作外，看不到別的出路。”他創辦了一係列文化事業單位，對工人農民進行文化教育，以為這是解決社會危機的途徑。
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他在《新生活報》上發表了一組題為《不合時宜的思想》的文章，表達他的憂慮和困惑，其中不幸而言中了後來蘇聯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悲劇。但他的主要觀點是錯誤的，列寧便下令封閉了《新生活報》。
1918年8月，列寧被社會革命黨人刺傷，高爾基在震驚中認識到自己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軟弱和錯誤，他當即去電慰問列寧，並隨後親往看望，承認自己是一個“迷過路的人”。高爾基主動恢複了與列寧的友誼，也走出了精神危機，積極擔任了許多社會工作，進入了新的時期。
從1918年到1921年，高爾基以卓越的宣傳才能和組織才能，全力從事恢複高等學術機關、團結知識分子、保護文物、出版普及讀物、組織科研等工作，為剛剛創建的蘇維埃的文化事業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高爾基成功地團結了近百名西歐文學的翻譯家和近五十名東方學者，出版了歐美和東方各國的譯著。
高爾基和列寧都重視研究東方問題和思想。在出版目錄中也包括了中國文學作品。1922年出版了阿列克塞耶夫院士翻譯的《聊齋誌異》第一卷《狐媚》，1923年出版了第二卷《妖僧》，這是蘇俄讀者第一次有機會接觸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在工作的間隙，高爾基還在列寧領導創建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上發表了很多政論，並寫出了《回憶列夫·托爾斯泰》，以嫻熟高超的技巧，再現了矛盾的巨人的風采。
他還寫出了這位一語千鈞的泰鬥對自己的否定：“再講您的語言，它很巧妙，但過於做作，這是不行的。您在戲裏把自己的話說得太多了，所以您的戲裏並沒有人物，所有的人物全是一樣的。您大概不了解女人，您沒有寫成功一個女人，連一個也沒有！”高爾基就是這樣一個純潔而坦率的人。
辛苦的工作，使高爾基的肺病嚴重惡化，1921年夏天，高爾基的肺病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列寧寫信堅決地勸高爾基出國去治療，盡管這時列寧自己的身體也十分虛弱，他仍然在這年8月9日寫信給高爾基，他在信中說：
馬克西姆·高爾基：
已經把你的信轉給列·波·加米涅夫了。我疲倦得連一點事情都不能做。你在咯血，可是你還不走！唉，你真是固執，也真是不合情理了。
在歐洲的療養院裏，你既可以治病，又可以作出三倍的事情。你還是去吧，去把病治好。請不要固執了，我請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