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濟南直接押送批鬥會
1966年5月，組織上安排我到濟南，在陳智慧大夫那裏治療眼疾。陳大夫是全國有名的眼科大夫，還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後，說我的眼睛有三個問題：白內障、玻璃體渾濁、視網膜剝落。先為我作了白內障手術，但其他問題還需要繼續手術。做完白內障手術以後，我要休養一段時間，然後才可以接受下一個手術。這樣我就在濟南住了下來。
到6月，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我在濟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現象，但當時自己並沒有太在意，隻是覺得自己是一個技術幹部，不會對自己有太大的衝擊。
9月，所裏來了一個副政委，帶著一個警衛員。他對我講，所裏要搞教育活動、組織學習，需要我回去一段時間。對醫院講，這是我們的專家，需要回去一下，醫院就同意了。我當時並沒有懷疑什麼，就隨他們回沈陽。在走到天津轉車的時候，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在車站轉車的那個晚上，我提出要去理發，政委同意，安排警衛員和我一起去。到了理發館以後，我對警衛員說，
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邊。我看出來了，他是在監視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達沈陽，與過去不同，沒有車來接，而是來了兩位造反派，戴著紅袖套，是坐公共汽車回到所裏。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鬥會場，押到了台上，旁邊是兩個陪鬥的，是副總設計師，一位是陳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們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後來他們調到624所，分別擔任過624所的所長和總工程師。
關進“牛棚”九個月
中間有一段時間，造反派搞武鬥。1967年8月14日，410廠“棒子隊”衝擊606所，打死過人。到1968年，武鬥已經結束了，一派勝了，一派敗了。一天晚上，突然來了幾個紅衛兵，把我抓了起來，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麼從美國回來，怎麼治眼睛什麼的。開始，是幾個人住一個大房間，晚上開著燈，我說：“開著燈，我睡不著。”他們嗬斥說：“什麼睡不著，睡！”於是就這樣睡了一夜。第二天，據說在與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發現了一顆大釘子，說是要用來自殺的。
我的“罪名”是兩方麵，白天“搞”我，說我是“走資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說我是“特務”。開始時重點是“走資派”的問題，後來就把“特務”問題當成重點了。他們這個組是分班的，“搞”我“特務”問題時一連整了三天三夜，他們一班人“搞”六個小時，接著是下一班人，我卻是連軸轉，這個做法號稱是“車輪戰術”。他們這些人有分工，誰“搞”什麼問題，分得很清楚。就那麼三天三夜沒有讓我睡覺，一會兒要我跪下，一會兒要我低頭。到後來，我一低頭，看地板都是旋轉的。最後，我說了：“我要睡覺！”他們說，要我交代了問題才能睡覺。我抗議道：“我的問題，該交代的都交代了。現在我就是要睡覺，否則我什麼問題也無法交代。”這樣他們才放過我。但從那以後，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時候落下的。那時是抗戰時期，我們學生吃的米都是從越南運過來的，都是發黴的糙米，加上學習緊張，就是那個時候得的胃病———胃潰瘍。後來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每天兩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進“牛棚”，胃又出血了。
好人總是有的。在我被關“牛棚”的時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偷偷地關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給我買蛋糕，悄悄地遞給我。每個星期買一斤，這樣有一兩個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棚”裏關了我九個月，主要“搞”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要我交代，我這個眼睛裏有照相機，是搞特務活動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我就給他們講，我這個眼睛的病是怎麼回事兒，我一遍遍地對他們講：“如果就用照相機來打個比方，那麼我的眼睛視網膜剝落就像是相機裏膠片掉下來了，白內障就是鏡頭前麵不幹淨，玻璃體渾濁是相機裏有煙霧、雜質，這就沒有辦法拍照，也就是眼睛無法看清楚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