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給他講了我親身經曆的一個例子。
那是我在沈陽的時候，我們搞了一個渦扇發動機（渦扇5），是在渦噴6的基礎上，加了一個後風扇。總想著能夠為國家做出一點貢獻。六院很支持，批準了計劃，給了經費。需要進行加工了，當時劉鼎副部長在西安召開一個技術會議。我就帶著一大套圖樣到西安向劉鼎副部長彙報，講這個方案，加一個後風扇可以增大推力到3600千克力，能夠提高飛機的速度。劉鼎一聽，好啊！在一天晚上，把三個廠的總工程師找來，專門開會。哪三個廠呢？一個是沈陽的410廠，一個是哈爾濱的120廠，還有一個是株州的331廠。劉鼎同誌讓我把情況作了介紹，一場空，誰也不答應。三個廠的領導一致不同意接受試製任務。理由？很簡單，沒有這個任務。而且你搞新東西，我也沒有經驗，太費勁了，不能接受這個試製工作。劉鼎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六院曹丹輝組織，由621、625兩個所把主要部件加工出來，在606所車間裏加工裝配，這個發動機還是做出來了，在武功的飛機修理廠裝在一個轟炸機上，在地麵作了滑跑試驗。但軍方不讓試飛，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就不了了之。這些情況，我都向葉劍英同誌作了彙報。我說，現在搞“廠所結合”對科研工作有害無益。
我還對他講了當時搞渦扇6的一些情況，我拿著紅頭文件給他看，說這個項目是中央軍委批的，有文件，問葉帥記得嗎？他接過文件，看了看，哈哈大笑說：“我不知道此事。”
應該說，葉劍英同誌是很客觀的，但他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看來這是更高層的決策，所以，他隻能執行。我的理解是，在當時情況下，迫不得已搞了一個權宜之計，我向葉帥如實彙報，也不可能起作用。會議最後作了決定，還是要搞“廠所結合”。要我既擔任606所副所長，後來是革委會主任，又到410廠當革委會的副主任、黨委常委，還加了個職務———410廠的總工程師（後加的這個總工程師，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在會議結束前表了態，實事求是地對黨講真話。我說，既然決定了，我組織上服從，我還是去搞“廠所結合”（對於這件事，後來我還是盡了力的），但我的思想沒有通，我的意見要求保留。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認識到這是計劃經濟的問題，在1991年以後，我學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才認識到。
我們為什麼這樣搞呢？為什麼航天沒有這樣搞，而我們航空這樣搞了呢？我認為是由於中央決策層對航空的認識出現了轉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沒有錢，要搞“兩彈一星”，陳毅同誌說過，脫了褲子當了也要搞“兩彈一星”。在這樣的認識下，我認為，我們國家對航空工業采取了一個權宜之計。這個權宜之計就是把科研與生產放在一起，主要是準備打仗，保證完成生產飛機的任務。這樣科研的費用就可以削減，一些科研的投入就放在了下麵，放在工廠，由工廠“見縫插針”。
現在回頭看，我們對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工廠的任務、性質、特點認識不足，當時的國營工廠是在國家計劃安排下進行產品生產的，完成生產任務是工廠的責任。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性質不同。西方是市場經濟條件，企業、公司在市場競爭的體製下，必須研發產品、加工生產和為用戶提供售後服務，不管大小企業都是“啞鈴型”的。與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工廠概念不同，一個是Enterprise，一個是Factory，這兩者的範疇和任務是不同的。但長期以來，我們的認識有偏差。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工廠，以加工製造為主體，必然是“橄欖型”的工廠。
回到所裏以後，我們又搞了兩三年。
我們把發動機比成人的心髒。發動機研製數十年發展不正常，就好比我們的飛機有心髒病，供血不足、心動過速、忽快忽慢、心律失調。當然這也有客觀原因，有一個因素就是當時毛主席的判斷，要準備打仗，而當時沒有錢，要造出好的飛機、發動機，是應付打仗，不是要搞新的發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