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就是說我的收音機的問題。為了這個收音機，搞得很緊張，重新抄了我的家，還在我家裏搞了什麼測試，弄得鄰居都緊張了。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帶了一台收音機，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後來組織安排我到解放區，我把這台收音機留給地下黨組織的同誌。解放後進了北京，組織上給我一個寫著地址的條子，通知我按照紙條上寫的，到一個地方把這個收音機取回來。我和進行接管的另一位同誌一起去取的。我們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門，有人出來，我們把條子遞上去，他說：“知道的。”然後把收音機拿了出來，交還給我，還說了“謝謝”。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後來造反派批鬥時，我才知道他們去調查了，收音機是放在王光美同誌那裏使用的。在當時，與王光美有關係的事自然都成為了重大問題。
我到410廠的時候，為了技術人員學習電子技術，我把這個收音機交給大家，分解了研究。沒有想到造反派會把這個收音機扯出來，作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罪狀”。
那個時候，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連我每月多交黨費都成了“罪狀”，說是特務活動的經費。
參加勞動改造的體會
後來，造反派“搞”得沒有興趣了，就派我去勞動，打掃廁所。我記得，冬天廁所裏到處結冰，用鎬刨的時候，糞便結成的冰碴濺到臉上，但我還是認真地打掃，把廁所搞得幹幹淨淨。
再往後，我就可以和技術人員一起做一些技術工作了。
我們去0307基地進行壓氣機試驗，是很艱苦的。由於做試驗用電量很大，所以隻能在夜間，在用電高峰過去以後，大約在11時以後進行。在需要做試驗的時候，晚上我們把試驗件裝在一輛卡車上，人員乘另一輛卡車，跑20千米到基地，做好準備，等到11時以後才開始做試驗。做完了，大概到夜裏兩三點鍾，再乘卡車回所裏。東北的冬天，夜裏是很冷的，坐在敞篷卡車裏，寒風刺骨。那個滋味、感覺，今天的年輕人是無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災難，
但它是難以避免的
1972年，北京召開航空彙報會，所裏安排我參加。從那個時候起，我逐步恢複了工作。1972年，恢複我606所技術副所長的工作，同時任命我擔任410廠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常委、總工程師。1976年，我被三結合，擔任了606所的革委會主任，主持全麵工作。
有人問我，對“文化大革命”，你有沒有抱怨呢？我想想，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關進“牛棚”，我是帶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進去的，他們把毛主席像沒收了，說毛主席著作可以學，毛主席像不能留。我把《毛澤東選集》扉頁的毛主席像放在床頭，每天睡覺前，我就看著毛主席的像，我想，毛主席一定能夠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我相信毛主席。後來中央有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我才知道，原來這個錯誤就是從毛主席他老人家那裏犯起的。
“文化大革命”對我們國家的破壞是相當大的。我恢複自由以後，翻閱一些雜誌看到，國外在我們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電子技術、工業化發展非常快，就是在這十年中，我們與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拉開了更大的距離。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想，毛主席能夠犯這樣的錯誤，我們中國能夠出現這樣的現象，也是帶有規律性的，而且很有可能再次發生。因為我們太無知，太沒有經驗了！水平太低———無論是文化水平，還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封建主義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東西太多了！我們要走的是一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道路，是前人沒有走過、後人又沒有走成功的一條路。我們對社會發展的規律缺乏認識，現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是總結前麵的經驗做出的決策。
“文化大革命”給我的一個好處，就是承受壓力的能力增強了。在以後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時我就想，比起關在“牛棚”的時候，這點坎坷算得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