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1日，空軍黨委向中央軍委辦事組呈報《關於加強航空工業和科研的領導問題的報告》。國防科委根據周總理6月9日的批示，呈報軍委辦事組，建議將六院交給空軍領導。7月12日，中央軍委辦事組批複同意。7月17日，國防科委通知六院，要求六院即與空軍接洽，接受領導。7月29日，空軍黨委向中央軍委辦事組呈報《關於六院問題的初步意見》的報告。報告提及將六院23個研究所、6個試製工廠，共29000餘人交給空軍領導。在當時的形勢下，還明確了對六院領導的組織安排等事項。決定從1970年1月1日起，六院及所屬各單位由空軍實施領導。
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們走了一條彎彎曲曲的道路。從中可以看出，對於航空科研問題，國家領導層的意見是不同的。
我們這些人就是強調要“廠所結合”。什麼叫“廠所結合”呢？就是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要在工廠的統一領導下進行。蘇聯的產品設計是由產品設計局（ОКБ）完成的。我們的說法是，工廠是生產飛機，生產任務與科研任務是不一樣的，工廠生產任務忙得不可開交。我們通過實踐，知道工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要完成的是生產任務，沒有精力完成科研任務。那時工廠的說法是“見縫插針”，科研可有可無，結果是他完成了生產任務，你完成不了科研任務。
當然這是過去的認識，現在的認識是，因為計劃經濟下的工廠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其規律是不一樣的。他沒有搞研製的任務、責任，所以對搞科研是沒有積極性的，讓一個製造工廠完成科研任務是不可能的。國家給他的是生產任務，完成生產任務，廠長就可以睡大覺，他完全可以不再去考慮搞什麼產品
研發、技術進步，因為國家沒有給他這個任務。而在計劃經濟下，工廠也不可能有研製任務。周總理在1971年召開航空彙報會，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認識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工廠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對於在工廠裏搞科研，我開始同意，後來反對，是通過實踐認識到的。因為我的體會是，通過實踐，感到客觀、主觀條件都是不可能的。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要求，“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係”，這才是“廠所結合”的必由之路。
1961年，我是第一次被派去參觀巴黎航展。
1965年，我第二次參觀巴黎航展，我和徐昌裕副局長，還有黃誌千（在後來的一次出訪時飛機失事，在埃及去世了）一同去的。我們反複看下來，認為我們是不可能搞這種“廠所結合”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與我們的工廠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回來以後，8月，賀龍到沈陽視察兩個廠———410廠、112廠的生產情況。我接到電話，讓我參加彙報，說賀龍同誌要聽我們的研究工作情況。我記得那是中午，賀龍同誌午睡以後，請大家一起吃西瓜。在邊吃邊談過程中，601所的所長劉鴻誌同誌說：“賀老總，您要不要聽聽新消息啊？我們吳大觀同誌剛從巴黎回來，參觀了航空展覽會，有一些新情況，要不要聽聽啊？”
賀老總一邊吃著西瓜，一邊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