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工學院機械係的講師
（1947—1948）
那是1947年10月，我打了一個假報告，借口父親生病，需要探望，請假。當然還需要給處長送禮，那個處長姓華，我送了一些禮。請假獲批準後，和愛人一起從廣州到了漢口，再坐船回到南京。那時我還是軍人，比去美國前升了一級，是中尉，多了一顆星。那時還要穿軍裝，吊武裝帶。
我愛人懷孕了，隻能留在南京，準備生孩子。為去北京，我找到一個關係，是我愛人的一個哥哥，他在國民黨航空局裏做事，是一個少校，他給我搞到一張飛機票。
這個飛機票，現在說說很容易，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成了我的罪過，把我整得要死。造反派說我是美國特務，要我交代為什麼在解放戰爭進行到那個程度、淮海戰役快要打起來、交通已經中斷的情況下，還能夠搞到一張票，坐飛機到北京？這個關係不簡單吧！要我交代。我怎麼交代呢？就是這麼糊裏糊塗的、一個機會嘛！
到了北京，我的同學董壽莘，他的愛人在燕京大學教書，我就住在他們那裏。後來我才知道，董壽莘那時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夫人入黨的時間比他還要早，他是在夫人的影響下參加革命，他的夫人名叫李鏗，是我們在大定發動機工廠的總工程師李耀滋的妹妹。董壽莘和夫人在解放後，都在北航工作。很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跳樓自殺了。
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到清華，找到我們原來的一位教授———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我們柴油機的———寧榥先生，他是北京大學工學院（注1）機械係的主任，他把我介紹到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是馬大猷，是我國著名的聲學家。後來是胡適當北京大學校長。
到了北京大學工學院，我擔任了講師，講授航空發動機設計、發動機齒輪設計、機械原理和工程畫（機械製圖）四門課。
注釋
１·北京大學工學院：北京大學是由晚清時建立的京師大學堂改名而來，北京大學工學院是國立北京大學七個學院中的一個。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先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後又遷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１９４７年８月，北京大學在北平複校。
與胡適唱了一次反調
（1948）
就在那個時期，我的政治生涯發生了大的變化。
那時我是專任講師，通貨膨脹很厲害，發工資是拿麻袋裝的。我是10月份到的，隻身一人在北京，愛人留在了南京，托付給她的家人照顧。我住在學校集體宿舍裏，晚上，燈光不好，有時候還要油燈，看書很費眼睛，所以，有了空閑時間常去其他同事的房間聊天，談論抗日、時局等。這些同事中有宋碩、李學智、趙樹林、樊恭然等。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就這樣，我被學校裏黨的地下組織注意到了，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還有點道道。我跟著他們參加罷課、罷教、反內戰、反饑餓活動，逐步發展到他們選我擔任教聯會的主席。
我記得有一次北大在沙灘開會，是胡適先生主持的，那個時候，他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他先講話，意思是看到時局的發展，肯定北平要落在共產黨的手中，動員大家坐飛機跑，隨他一起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