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回到了老家，但心裏還總是想著該怎麼上學。後來報紙上登出，清華、北大、南開等三所大學在長沙組成了一個大學———長沙臨時大學，可以去報名，我們幾個同學寫了一封信給長沙臨時大學。揚州中學在舊社會就已經比較有名了，考清華、交大等名牌大學，被錄取的學生比較多。學校看我們是揚州中學的畢業生，答複是你們來，不用考試，可以保送，隻要學校寫一個證明就行。於是我和兩個同學，帶著揚州中學的證明到了長沙。我就這樣上了長沙臨時大學。
隨學校遷往昆明
（1938）
後來，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脅到武漢。臨時大學在長沙站不住腳了，擔心日本鬼子打過來，要遷校到雲南昆明。怎麼去呢？我們那時成了流亡學生，實際上是逃難，絕大部分學生與家裏完全失去了聯係，沒有錢做路費。學校很照顧我們，答應隻要跟學校走就行。
在那個時候，我麵前有兩條出路，一個是參加抗日，另一個就是跟學校到昆明。當時，徐特立（注5）從延安返回長沙，是共產黨駐湘代表，在長沙的影響很大。他到我們大學作報告，那時長沙臨時大學借用的是長沙師範學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學校禮堂裏作報告的，我去聽了。徐特立身著八路軍的土布軍裝，很樸素。他在報告裏講到國、內外的形勢，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講一口湖南話。他號召大家、鼓動青年參加抗日。我聽了他的報告很受鼓舞，當時就想，自己應該參加抗日。
那時，我的家鄉已經淪陷，我的二表哥帶著表姐租船順長江而上，逃難到了湘潭。我去他們的住處探望他們的時候，對表哥講了我的想法。表哥勸我還是去上學，並給了我20元現大洋。他對我說，學到知識，將來可以更好地為國家做點工作。
我的一位同學也聽了徐特立的報告，和我有同樣的想法，也想參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講給他，講我們去讀書也是為了將來報效國家，學好本領將來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國。他說：“我去不了，沒有錢。”他的家是地主，其實要比我的家庭富裕多了。隻是由於戰亂，失去了聯係。我對他說：“我有一口飯，就有你一口飯；我有一口湯，就有你一口湯。我的表哥給了我一點錢，一路上我們兩個人用。”就這樣，這個同學和我一起到了昆明。
我聽了表哥的話，和我們的同學一起，跟著學校，從長沙先到廣州。到了廣州，我們借住在嶺南大學的校舍，停留了幾天。
在廣州，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上街去轉，看到一家電影院上演一部電影———《悲慘世界》。我就用身上表哥給的錢，買了一張電影票，進去看了。電影非常感人，我就連著看了兩遍。
這個電影是根據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說改編的。
我還記得，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冉阿讓的人，他為了不讓孩子餓死，偷了一塊麵包，被判了19年的徒刑。出獄之後，苦役犯的罪名永遠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他來到一個主教的家門前乞討，主教留他吃了飯，並安排他住在家裏。結果他在夜間偷了主教的銀餐具。當他逃出後，又被警察抓獲，押回主教的家裏。主教見到警察說，這個人帶著的餐具不是偷的，是我送給他的。就在這個時候，主教說了一句話，“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Lifeistogivenottotake）。後來冉阿讓改名換姓，當上了市長，成了大富翁，還救助了一個妓女的孤女，那個妓女叫芳汀，她的女兒叫柯賽特，後來和一位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家結婚了。冉阿讓最後在孤寂中死去。
冉阿讓的境遇和他的命運，尤其這位主教的話語，對我的觸動非常大。我又買了一本雨果的小說，是中英文對照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電影裏的那一句話———“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重要，一個人到社會上來，不是要這個、要那個，而是要有所貢獻。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也始終在努力去按照這句話做。
從廣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從越南坐火車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較深的是在越南海防市，那裏的小偷特別多，我們戴著的禮帽，會被小偷當街搶去；稍不留意，放在身邊的東西就被偷走了。
當時西南聯合大學師生總計約300人，我們就這麼遷到了昆明。
注釋
5·徐特立：長沙縣人，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的老師，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輩，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