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這種中央集權式的官僚政治，一方麵阻止了封建製度之死灰複燃，一方麵則將重要的工業、工程與商業國有化，同時對商人采取壓抑的措施。另外，2000多年來的取士製度，把全國的精英都網羅到“國家”這方麵來服務。大家認為士紳階級前途光明，若想出人頭地，非得做官不可。這種情形一普遍，資本主義就難以發展了。
四、在官僚社會中，商人可以發財致富，但絕對沒有安全保障。他們得遵守禁奢令，不正當的課稅與政府的幹涉可以剝奪他們的財富。此外，他們從來沒有自己的精神目標。因此，中國的商人不能擁有像文藝複興時歐洲商人所擁有的權勢和影響力，這就使中國無法發展充分的資本主義，從而抑製了現代科學的生長。
在幾十年的研究中，李約瑟一再強調，對於研究“難題”的答案，“作為科學家，我們必須注意到孕育出商業的及工業的資本主義製度、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的歐洲貴族軍事封建製度，與中古亞洲所特有的其他形式的封建製度（如果確實名副其實的話）之間的某些根本差異。從科學史的觀點來看，我們必須找到某種與歐洲充分不同的東西，從而有助於解決我們的難題”。
自《大滴定：論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和《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李約瑟又多次發表論文，演說，補充其新觀點。
一、70年代，李約瑟提出“恒溫器說”理論，來解釋中國科技在中世紀緩慢但穩定進步的情況。恒溫器能夠在外界影響之下，永遠保持一種動態平衡。中國的發明創造有很廣泛的用途，而這些用途始終融化於穩定的社會中，中國的社會有許多自發和類似人體自控的機能，這正好與歐洲內在不穩定性相反。中國從公元前3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帝國，農業生產、豐富的資源、方塊字等以及獨特的行政傳統等等維係著中國的動態平衡。
二、不同性質的封建製度，不僅導致了科技的不同發展，而且許多世紀的熏陶造就了不同的國民性。16、17世紀中國是官僚集權的封建主義，疆域遼闊，當時的種種發明也都當為管理領土而生。而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則是建立在貴族主義和軍事封建主義基礎上的封建社會。所以在歐洲，資本主義能夠應運而生，導致商業界和金融界有能力操縱國家的命運，促進了文藝和科學的複興。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則嚴重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三、與近代缺乏“理念科程製”有關。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曾說過：理性的科程製是產生科學的基礎，而中國從未有過科程製的理念。所謂“理念科程製”是一種理性合理化的社會結構，在結構中尊卑禮從是在一定理性的基礎上演進，從而建立一個完整的法製程序和製度。李約瑟讚同馬克斯·韋伯的第一句話，反對第二句。他認為唐、宋有相當理性化的科程製，科舉製便是一例，隻是到後來，理性的科程製才在中國消失。
總之，李約瑟認為，近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有其經濟、社會、知識、政治各方麵原因。歐洲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形成、現代科技的發展，是一種成套的事情，一有都有，四種事情前後發生，彼此關聯。探索西方近代科學產生的諸多因素，可為分析中國沒有產生提供借鑒和對照。
李約瑟本人經常說《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著計劃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集體合作事業，第7卷也不例外。第7卷由凱利斯·魯賓遜編輯，預訂3分冊，分別從中國的經濟、科學的社會性、知識性背景幾個方麵進行研究。第7卷的合作者中，有中、美、加拿大、波蘭學者；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中國邏輯史學家、文學家等等。陣容如此強大，雖然李約瑟已離開我們，我們有理由相信，第7卷不久便會問世。
SCC結論部分沒有最終與大家見麵，但他的上述論點已為第7卷奠定了基礎。中國學者何丙鬱認為，李約瑟隻有加入新的見解，才有可能作出結論，而這個結論與何的論文《論中國傳統科技之盛衰》相去不會太遠。那麼，何丙鬱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