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來，科技史界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李約瑟難題”成為一個席卷全球的爭論熱點。李約瑟辛勞半生，著SCC二十幾卷，其目的便是解開中國近代科學落後之謎，所以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早在李約瑟抗戰援華期間，在湄江穀地的浙江大學——抗戰時第六次遷移所在地，李約瑟便與浙大的科學家們就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98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又在成都召開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專題討論會。1986年5月第4屆中國科技史國際討論會在澳大利亞舉行，會上舉行了“李約瑟難題：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革命”的專題討論會。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全世界的矚目，竺可楨、馮友蘭、李達、費正清、王亞南、格雷厄姆、中山茂、藪內清等中外學者都各抒己見。“橫看成嶺側成峰”，有的從中國的官僚政治製度上尋求依據，有的從中國的社會發展上來“望、聞、問、切”尋找症結。
多年來，科技史界拭目以待SCC第七卷的出版，這是全書的結論，也是對李約瑟難題的一個回答。然而，李約瑟博士已乘鶴而去。經曆了半個世紀的探索，半個世紀的辛勤勞作，他在天國是否會發出“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慨歎·雖然，第七卷還待後人去完成，但李約瑟對這個問題已有了結論。
早在1944年，李約瑟便撰文指出，近代科學沒有產生於中國有兩個原因。
一是在哲學上，中國哲學家沒有像西方哲學家那樣建立一種適合科技發展的自然論。
二是中世紀以來，中國的發現純粹以實用為目的，隻能算作經驗科學，而不是理論科學。
此外，他又從地理、氣候、社會和經濟等四個方麵分析了中國與西方的差異，重點指出“亞細亞官僚製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1969年，李約瑟出版了《大滴定：論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將它“獻給——闡釋者、核校者、求證者的魯桂珍”。大滴定是生化學上的專用術語，比喻文明對東西方社會的巨大作用。同時出版的有《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四海之內出自《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一次表達了李約瑟天下大同的理想。這兩本書都是解答“李約瑟難題的論文集”。
他的研究方法值得一提。他沒有遵從西方科技史家的成見，從東西方學者個人智慧找差距。他認為，必須在東西方社會結構的對比中才能得出結論。
他認為，現代科學隻能在西方伽利略時代誕生，原因如下：
一：在地理上，歐洲是多島地帶，一直有獨立城邦的傳統，而此傳統則是以海上貿易，以及統治小塊土地的貴族武士為基礎。
二：十字軍運動的發生，使歐洲人得與東方的阿拉伯人接觸、貿易，因而促成都市的興起，產生了市民階級，繼而產生了文藝複興和人文主義。
三：都市的發達使中世紀歐洲的封建製度趨於解體，宗教改革則使教權及貴族的基礎瓦解，而市民階級所累積的財富與知識，更增進了它的地位和野心。
四：由於土耳其人與埃及回教徒阻礙了西方人的生意之路，使他們不得不尋求新的交通線。
同時，他提出了現代科學未能產生於中國的四個原因：
一、在地理上，中國是一塊緊密相連的大陸，自公元前第3世紀以來就是統一的帝國，後來雖有內戰、改朝換代及外敵入侵等激勵變化。但其社會生活之基本方式一直保持相當的穩定，而表意文字係統則將整個民族凝結起來。此外，中國蘊藏著豐富的礦物、植物、動物，人口又多，自給自足，幾乎對外界無所需求，大體上隻作偶然的探險，根本不關心遠方地土，因此中國人較重視農業，輕視商業，而幾乎沒有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觀念。
二、就水文學而言，中國屬於季風區，其降風情況當然極端富於季節性，且年年發生變化，因此對於灌溉、防洪、貯水的工程建設有特別的需要。為了將大量人力集中於水利工程建設，就產生了官僚製度，打破了封建諸侯的領土，而將統治權移向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