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曆史哲學家柯林武德在其《曆史的觀念》一書中，對“曆史學”有一段著名的論述：“曆史學的價值就在於，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麼，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麼。”
依照這一觀點，匡亞明是一位真正的曆史學家。因為他圍繞《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所做的一切，真真切切地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麼”、“人是什麼”。
有困難才有意思
1982年，匡亞明主動辭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校長職務，任南大名譽校長。這一年，他已76歲。可這位老人心中藏著一個宏大的願望——組織編撰《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以下簡稱《叢書》）。
若論編纂《叢書》的緣起，是當年在延安毛澤東與匡亞明的談話。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潘群教授說，這件事最後能做成，也是經過一波三折的。
匡亞明退居二線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胡耀邦打了書麵報告，要實現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夙願。胡耀邦批轉胡喬木：請喬木同誌協助匡亞明完成當年中央的決定。
接到信後，胡喬木在北京召集了專題會議，擬將《叢書》出版交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測算了一下成本，每部需要1萬元。當時《叢書》計劃不是出200部，而是2000部。2000萬元的經費一時無著落，出版任務轉交齊魯書社。齊魯書社的經費壓力也很大。這樣，報告轉到教育部。教育部長蔣南翔批示，成立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由匡亞明親自領導。成立中心的最直接任務，就是編纂《叢書》。
中心成立之初，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錢的問題——經費缺乏。後來，《叢書》由南大出版社陸續出版，江蘇省新聞出版局陸續特批了幾個暢銷書書號給南大出版社，營利貼補《叢書》的出版。
匡亞明曾親自籌措經費，潘群、盧央（中心黨支部原書記，《葛洪評傳》、《京房評傳》的作者）二位也都有過“化緣”經曆。
“匡亞明對人厚，對己嚴。”潘群回憶道。匡亞明在德國訪問，途中內急，他想反正快到賓館了，就不找公共廁所了，免得付費。沒想到好一會兒才到，“急死了！”匡亞明後來在一次閑聊中，不經意提起此事。但是，他回國的時候，自費給中心每個工作人員都帶了一件小禮物。
2006年9月2日，在《叢書》整體出版座談會上，文化部部長孫家正說了一句：匡亞明當年做這件事是遇到很大困難的。“這句話別人聽了也就聽了，我當時坐在下麵，是深有感觸的。”潘群回憶說。
浪漫主義者
組織《叢書》的撰寫，最大的問題還是人才問題。
盧央笑稱匡亞明是個浪漫主義者，“匡亞明要求高，要把全國一流的學者都攏過來，請他們認真地寫。他跑到上海，跑到北京，跑了好多地方，一位位去拜訪”。
匡亞明網羅人才的胸襟與膽識是有口皆碑的。在吉林大學時，他曾經三顧茅廬，禮請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出山任教，許下了一個在那個年代非同小可的條件——不參加一切黨內政治學習。在南京大學，他頂住政治風浪，力聘陳白塵、程千帆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
匡亞明要網羅一流的學者來寫《叢書》，倒不是不要年輕人，他要的是有一流的學術水平。盧央當時50多歲，跟匡亞明比，算是年輕人了，但匡亞明交給他兩項寫作任務——《葛洪評傳》、《京房評傳》。
曆來對京房做係統研究的很少，當代更是乏人。“但是匡亞明堅持要寫，而且要層層剝筍，深入研究。我是在跟古書討論，跟京房討論，跟古學者討論。”盧央苦笑，當時到網上搜索，幾乎一條信息也搜不到。泡在圖書館裏，有時一天一個頭緒都沒有，憋在那裏，幾天跳不出來。換一個思路，弄通一個問題，“高興得不得了”。但弄出一個問題，又會牽出一串問題……
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匡亞明把潘群從山東大學調來任副主任，主持中心日常工作。他跟潘群說：“把你調來，就是為《叢書》做服務工作的。你不要想自己的學問怎麼樣，不要想‘雙肩挑’——你見過誰兩個肩膀上各放一根扁擔的嗎？所以，你要全心全意為《叢書》服務！”
後來匡亞明物色了幾個副主編，讓潘群代表他一一把他的聘書送上門，並且一定要當麵恭恭敬敬地雙手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