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亞明還攜夫人到魏榮爵教授上海路3號的居所串門。當時魏榮爵不到50歲，卻患有失眠症，匡亞明說：“50歲是人生最佳的年齡，是頂峰，既有足夠的生活和工作經曆，精力又尚充沛，千萬抓住這在好的時光做一番事業。”他動員魏榮爵丟開一切、外出休養以解決失眠問題。還親自與在省委工作的彭衝同誌招呼，安排魏榮爵到廣州療養數月。1992年秋，魏榮爵教授在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不慎跌跤，造成右足骨折，匡亞明夫婦居然不避寒冷，幾次登門探望。匡亞明病逝後，年過八旬的魏榮爵院士以“人亡國瘁、痛失良師”八字表達他的哀痛之情，他還說：“人生本如白駒過隙，可我自認識匡亞明以來，情誼深厚，豈桃花潭水深千尺可喻！”
曆史學家茅家琦教授與匡亞明也有一次鮮為人知的交往。茅家琦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國史的專家。1964年秋，關於李秀成評價的學術爭論逐步升級，並在極“左”思潮影響下不斷上綱上線。茅家琦被誣為江蘇地區“吹捧李秀成投降變節”的“一號代表人物”，省報用兩個整版組織文章點名批判，各種批判會也相繼召開，一些人則對他冷眼相待。這種陣勢使茅家琦不免緊張、慌亂。一天，他與前來參加批判會的匡亞明在曆史係辦公室門口不期而遇，茅家琦無可奈何苦笑一下便想回避，未料匡亞明把他喊住，輕聲安慰說：“不要緊張，不要緊張，再寫好文章！”在當時“左”的思潮不斷蔓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下，匡亞明的幾句輕聲安慰，無疑是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最大愛護和關懷。
1978年4月，當時任哲學係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稿，回寧後他將寫稿、改稿情況告訴複出不久的匡亞明。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約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天後，胡福明向校長請示工作，匡亞明見麵就讚許說：“你的文章《文明日報》發表了，我祝賀你，我看了，寫得很好嘛。”當時對這篇文章有多種議論，讚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社會上一度還有一些誣蔑說法。南大組織了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座談會，匡亞明親自到會並首先發言，旗幟鮮明地讚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批判“兩個凡是”的謬論。後來，江蘇省委推選匡亞明出席對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公審活動，匡亞明熱情推薦胡福明去參加，“因為他在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中有突出貢獻”。
三顧茅廬聘賢才
匡亞明始終強調：辦大學要依靠教師，特別是學有所長的老教師。他認為“一所大學水平的標誌不是看別的，而是看學校擁有教授的數量和學術水平，如果沒有可觀的教授就不成其為大學”。
在東北人大（後更名為吉林大學）的創建過程中，匡亞明三顧茅廬請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出山”被傳為美談。調至南京大學工作以後，匡亞明依然尊重人才，求賢若渴。他派人三下武漢、禮賢下士，延聘古典文學家程千帆，成為杏壇又一佳話。
原在武漢大學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錯誤地劃成右派18年之後才獲準摘帽，而幾乎與摘帽同時，就不得不“自願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級教授，隻能賦閑在家成為街道居民，領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詞學家沈祖盞又不幸遭遇車禍身亡。程千帆的厄運，引起在蘇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的南大中文係教授洪誠、山東大學教授殷孟倫、南師教授徐複等同門好友的關注。他們公推洪誠教授回寧後向匡亞明彙報。匡亞明了解到程千帆確有真才實學，當即做出決定：這樣的人才，別人不用我們要用。如果調動手續辦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讓他有用武之地。
匡亞明派當時任中文係副主任的葉子銘去武漢接洽，葉子銘花了兩個多小時，轉輾找到程千帆當時所住的緊鄰小漁村的破屋，轉達了匡亞明聘他為南大教授的意向。時已65歲的程千帆到南大中文係上第一堂課時，匡亞明約了範存忠副校長一起前來聽課，並叮囑所有同事都應以教授稱呼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