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教育的情結
吳玉章的一生，是追尋革命和獻身教育的一生，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直到社會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建設，正如劉伯承元帥和陳毅元帥所說，他是“無役不從”。早年他宣傳過維新變法，參加過同盟會，在孫中山總統府秘書處工作過，是國民黨二大的秘書長。192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未公開身份，在黨中央領導下做統戰工作。在革命年代，他通過辦教育宣傳革命思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叛變後，黨中央安排吳玉章去蘇聯，經過特別班的學習，在遠東工人列寧主義學校任教，講授中國曆史。同時參與領導召開了第一次新文字代表會，製訂了中國拉丁化文字。1933年夏，吳玉章任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部主任，在此期間，曾奉命去巴黎辦《救國時報》，被派往歐洲進行抗日戰爭的國際宣傳工作，到1938年回到延安。為了表彰他的功績，1940年1月15日，黨中央為他補辦60壽辰慶祝會，中共中央發了賀詞，毛澤東親臨致祝詞，說他“一輩子做好事”，號召學習他“對於革命的堅持性”。
吳玉章少年時就立誌將來要“做點有益於人有益於國的事情”，從參加革命起，他就把教育作為立國之本，一生注重辦教育和搞教學。在延安時，他擔任過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會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會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新文字幹部學校校長，並領導開展了新文字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謝絕了周恩來擬委任的重要行政領導職務，集中力量辦教育。正是由於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德，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一起，被譽為我黨著名的“五老”。
大眾的教育，教育為人民
吳玉章對教育事業的追求，始終都是誌存高遠，他既是實實在在教育救國的代表，也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早年他撰寫《勸遊學書》，想動員國內更多的人去日本留學，“以便回國創建新式學校”和救亡圖存。他辦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是為溝通中西文化和為華工爭福利，組織更多的人到法國學習西方的文化技術，學習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他自己也講：“我們希望在這個動亂的環境中培養出一些人才。”辦成都高師，是為了建立一個進步勢力的大本營，以便傳播新文化和新思潮，並宣傳馬列主義和開展工農運動。在重慶辦中法大學，他說這“一方麵可以集合和培養一批幹部，另一方麵也可以作為組織和宣傳活動據點”。在腥風血雨的革命年代，吳玉章提出要“在延安推進新的教育”，希望我黨我軍辦比較正規的新式教育，既為革命成功後教育事業準備和積累力量，也為抗戰建國服務。
吳玉章提倡開展大眾教育，努力做擴大貧民受教育機會的工作。他認為教育是人民大眾的事，要向工農大眾開門。事實上，他的文字改革思想本身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掌握文化知識，他利用新文字掃除文盲和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水平。他認為，要振興中華，必須普及和提高教育，而普及和提高教育，需要有簡單易學的文字，因此他立誌文字改革。新中國成立後，他領導了全國的文字改革工作。無論是華北大學，還是中國人民大學，都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正是它們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各種幹部和師資，才使得全民平等受教育的願望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