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時期，經濟問題仍然是使貝多芬感到頭痛的問題。幾年前，三個貴族保護人簽署的保證根本沒有兌現。其中一個貴族摔死了，另一個隻付了四年便破了產，再也沒有付給分文。隻有一個人履行了諾言。貝多芬為了得到貴族答應給的年薪，曆盡麻煩，經常處在不安的狀態之中。貝多芬表麵上越來越有名氣，但他卻不得不忍受著貧困。在一篇日記中，記載著他當時的困境，他寫道：“覺得自己能夠做偉大的事業而沒有完成它；我指望著生活有保障，而可怕的環境卻使我喪失了這種生活……啊，天啊！天啊！可憐可憐不幸的貝多芬吧！”然而，他仍然沒有屈服，他又一次扼住了命運的咽喉。他說：“一個人的精神，一個活躍的創造的精神，決不應當受生活的可悲的窮困的束縛。”他仍然決心“為人類的痛苦而寫作”。
（三）創作危機時期和晚期（1815年—1827年）
喧囂的維也納會議過去了，各國君主重新瓜分了歐洲，人民以慘重的犧牲換來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現在重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時，各國的反動君主聯合組成了“神聖同盟”，共同鎮壓革命的人民。從此，歐洲曆史進入了一個極端反動的時期，封建主義開始全麵複辟。在維也納，一切革命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活動都遭到嚴厲的鎮壓。秘密警察製度再次得到恢複，任何人都受到監視，出版、印刷、通訊都受到檢查，連自然科學的書籍也遭到查禁。整個社會籠罩著沉悶、窒息的氣氛。統治階級為了掩飾他們的白色恐怖，竭力鼓勵享樂主義、粉飾太平的藝術。據當時的記載：政府提倡“適合時代口味的、能轉移人們對政治的關心的音樂”和一些“比較能滿足肉體上的快樂，少給政府帶來麻煩的娛樂”。
一向追尋資產階級民主理想的貝多芬，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切。黑暗的、倒退了的社會現實，從反麵促使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難過地說：“多麼可憐的情況！在1813年以前要好得多。貴族在奧國又找到了立腳點，而共和國的精神在滿是塵埃的角落裏腐朽了。”他的心情極為沉重。在一封信中，他告訴朋友說：“我們周圍的一切迫使我們保持絕對的緘默。”在另一封信中又說：“至於我，我的健康久已耗損。在這方麵，我們國家的狀況也曾起了不小影響，而這個狀況如今看不出好轉的希望，相反地是每況愈下了。”
這位正直的藝術家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不滿，一定要把話說出來。於是他在朋友圈子裏，在窮藝術家聚集的地方，毫無顧忌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罵維也納當局，罵貴族，他說：“這裏人們做事的方法也太卑鄙了，不能再糟了。從上到下，個個都是無賴。誰都不可靠，誰也不信守諾言……他們要人家工作，可是付錢就象施舍給乞丐似地，甚至不付足約定的數目。”他罵權貴和富豪，說他們“不願意為藝術和其他良好事業做什麼事，因為他們對這些事一點也不懂。”他把奧地利政府罵得體無完膚。他指著皇帝說：“象這個家夥，應當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好的樹上。”他象當時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開始懷念拿破侖。當他看到司格脫著的《拿破侖傳》的出版預告時，感慨地說：“拿破侖！以前我不喜歡他。現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極大的興趣，閱讀英國國會的記錄，甚至熱切地想到英國去，希望能看看英國的眾議院，因為他認為君主立憲製要比德國的封建製度強。他還同朋友們議論匈牙利普萊斯頓的農民起義，議論中美、南美的人民的解放鬥爭，議論德國各邦的統一問題，談論學生的被逮捕等等。關於未來，他毫無顧忌地說：“五十年內，世界上到處都將有共和國。”他甚至被警察當局起訴，因為他竟敢公開說：“歸根到底，耶穌，不過是一個被釘死的猶太人。”把被統治階級捧為至聖的上帝看得不過跟普通人一樣。麵對充斥維也納的靡靡之音，貝多芬氣憤已極。他說：“事實上，現在沒有人了解什麼是善的、強的，什麼是真正的音樂。”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最優秀的藝術已經處於危險的境地。貴族們除了看芭蕾舞以外，什麼也不看；除了賽馬和舞女以外，什麼也不喜歡。”他不肯隨風倒，不肯為迎合庸俗的趣味而寫作。他說：“我不去理它。在未來，我隻想為我自己的樂趣而創作。”他在自己的劄記上寫著：“人要有自己的準則，一如國家之有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