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諾貝爾在他一生最後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國和意大利之間奔波。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別好，因為近年來的幾件事辦得令他很開心。
第一件事是諾貝爾在1893年從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滿意的工程師索爾曼做他的助手。第二件事是諾貝爾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資買下了伯弗爾斯公司，從而使他的報國之情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三件事則是諾貝爾比較妥善地處理了同索菲婭的關係。所以，這年夏初，他再次途經巴黎回到聖雷莫時，心情一直都比較舒暢。
1896年8月，諾貝爾的大哥羅伯特不幸死於心髒病，這一噩耗打破了諾貝爾心靈的平靜，他在趕回瑞典參加羅伯特的葬禮之後，順道赴巴黎治病，並在巴黎住了數月。
諾貝爾在逝世前兩個月在巴黎發出的信中說：
你知道我來巴黎是為了請一位著名的心髒病專家治病，他和我的醫生都說我的大動脈進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樣苦幹了。這並不是說我得整天閑著不幹事。隻是要盡可能避免緊張疲勞的旅行。
第二天他在給他的助手索爾曼的信中說：
我為了心髒病要在巴黎住上幾天，一直要等到醫生們商定最好的治療方法。他們開的處方是內服硝化甘油，這好像命運和我開玩笑。他們為避免嚇壞藥劑師和公眾，把它叫特寧克酊。
諾貝爾的最後一封信是在1896年12月7日寫的，收信人是拉古納·索爾曼，發信地址是他已經逗留近兩個星期的聖雷莫。但這封信尚未寄出，在幾小時以後他就心髒病猝發，並於1896年12月10日淩晨2時去世。而那封信仍被擱置在辦公桌上。
諾貝爾去世後的第二天，他的兩個侄兒海爾馬·諾貝爾、伊曼紐爾·諾貝爾以及助手索爾曼趕到了意大利聖雷莫。在此之前，他們收到了電報。
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發來一份電報。電報上說：
諾貝爾的遺囑存在銀行的金庫裏，現已打開。銀行將郵寄一份遺囑給你們。
諾貝爾的遺體遵照他的遺囑，先交醫院解剖靜脈血管，讓醫生查明死因。第一次喪禮在聖雷莫別墅舉行。他新交的一位朋友、教皇駐巴黎公使館的一位青年牧師蘇德布勞姆來到聖雷莫，並在他靈前致悼詞。
蘇德布勞姆的悼詞中說：
他所受的孤獨和磨難是他的命運，是天賜的結果，在眾人眼裏他是一位富有而顯赫的人，而也有人把他看做一位平常的人。現在他已經死了，讓我們不要永存這種錯誤，因為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所有和成就帶進墳墓。我們也必須拋棄這種塵世的幸福。
我們可以正確看待這位死去的人，雖然他富有，有親友的情愛，但他也是貧窮的。他孤獨地生活，孤獨地死去，沒有家庭的喜悅，沒有妻兒的安慰，這是他的選擇或命運。他的天性是不為名利所動，不為孤獨所苦，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仍是熱心的、仁愛的。他的生命是高貴的。
遵照諾貝爾的遺囑，他的骨灰安葬在斯德哥爾摩近郊的“北方公墓”，與他的父母和兄弟合葬在一起。諾貝爾的墓碑是一座高約3米的灰色尖頂石碑。石碑正麵刻有“Nobel”幾個金字和諾貝爾的生卒年月，墓碑兩側刻有諾貝爾四位親人的名字和生卒。墓碑周圍是10棵柏樹。
碑上沒有諾貝爾的肖像，沒有浮華的雕飾，沒有關於他在人類曆史上寫下的輝煌！每一個知道諾貝爾的人，站在他的墓前，都會感到這種樸素帶給人的心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