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之間不同的觀點到後來進一步演化為“兩種文化”之間的爭論。雖然兩極的雙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互補性，但若想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時日。居裏夫人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敏感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由居裏夫人最後14年研究的內容來看，她在目光始終盯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上，從不故步自封。她在任何時候都從不放棄科學研究的這種精神，激勵著研究所的每一個成員，成為她領導下的實驗室的精神財富。
這個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員曾經非常感人地描述居裏夫人最後一年的工作情景：“已經是淩晨2時，但一道分離液體的程序還有待完成。居裏夫人守在機器旁，她的整個靈魂已經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經羽化成仙。”
這種仙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吉魯德曾說過：“這時的她猶如一名潛水員，深深地沉入到寂靜的世界，周圍的任何聲音都消失了，甚至連自己的聲音也不存在，她專注地計算著，感到陶醉，感到其樂無窮。”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無法將她與實驗室分開。嚴重的白內障幾乎使居裏夫人絕望，她一想到因為失明而不能再進入伴隨她30多年的實驗室時，就會感到恐懼，就會不寒而栗。伊倫娜私下為媽媽這種英勇而又殘酷的挑戰感到傷心和難過，於是建議讓助手們幫她使用顯微鏡和做一些測量，但媽媽對女兒的關心並不領情，她冷冷地回答說：“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壞了。”
她為了能繼續完成實驗，還自己創造了一種盲人技術，例如在儀器標度盤上作明顯的彩色標記，用很大的字寫教案以備講課時用。有時她還利用盤問對方的巧妙辦法代替她必需的觀察。
開始也許有點效果，但到後來實驗室的人都知道居裏夫人的視力已經可怕地減退，但誰也不願意讓這位老人傷心而故意戳破她。
這是一出悲壯而又殘酷的遊戲，它絕對不比一位在戰場上受到致命傷害卻仍繼續指揮大軍戰鬥而不願倒下的元帥遜色，隻不過居裏夫人導演的戲在悄悄地、不露聲色地進行。
每一屆索爾維會議她都參加，最後一次是1933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索爾維會議。使她感到非常高興的是，她的女兒和女婿也都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下一代已經奠定了他們在科學界的地位，這自然使她無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