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上引三種記載，可以看到，在北宋期間，對“杯酒釋兵權”的說法就很不一樣，且多有抵牾。
首先，《談錄》隻講罷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的兵權，並無曲宴之說。而《筆錄》記載罷去兵權的宿將，除石守信、王審琦外，尚有高（懷德）、魏等人，並增添了太祖設宴與諸宿將“道舊相樂”的情況。後世所謂“杯酒釋兵權”一說，其源蓋出於此。《記聞》則稱石守信、王審琦等皆被罷軍權，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鋪張設宴道舊情節，繪聲繪影，恍如身曆其境。距離當事人的時代愈遠，記載卻愈詳，此中顯有緣飾。
其次，三書對這件事都未確指具體年月。據《談錄》所載，此事發生於趙普“在相府”期間。趙普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９６４）正月，故其事決不會出現於這一年之前。據《記聞》所載，又似出現在緊接“誅李筠、李重進”之後的建隆二年（９６１）。《筆錄》既說發生於太祖“在位曆年”，又稱趙普為“相國”，像這樣的大事，時間記載竟錯亂如此。
第三，三書都說此事與趙普有關，但說法亦不一致。據《談錄》，罷石守信、王審琦主兵似為太祖聽了趙普一次談話之後就決定的。據《筆錄》則是太祖在趙普多次苦諫之下才“不得已”而罷去他們的兵權。據《記聞》，卻是太祖、趙普兩人共同謀劃的結果。
第四，對諸宿將處置的辦法也不相同。《談錄》隻說不令石、王主兵。《筆錄》則稱“尋各歸鎮”。《記聞》竟謂“皆以散官就第”，不再擔任實闕了。
第五，不但三書對此事記載分歧，就是素以行文嚴謹著稱的司馬光在《記聞》中的敘述也是前後矛盾的。《記聞》著錄趙普分析唐季以來兵革不息、國家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解決的辦法是“惟削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顯然，這是針對藩鎮而言的。可是，緊接著卻記述太祖如何在一次宴會後解除了諸宿將典禁軍的問題。這不是互相抵觸，難以自圓其說嗎？
尤其令人無法索解的是，這樣一件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不見隻字。對此，南宋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的附注中已經明確指出。元末，根據《太祖實錄》、《三朝國史》編成的《宋史·太祖紀》，對此事也不著點墨。如果真有這樣值得當代稱頌的大事，即王曾所謂“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雲雲，《實錄》、《國史》是不會不書的。
到了南宋前期，比司馬光晚一百年的李燾（１１１５—１１８４）認為“杯酒釋兵權”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書未加記載為憾，因此在《長編》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條中追書了這件事。內容主要是依據司馬光《記聞》，並參考《談錄》和《筆錄》兩書。又把《記聞》末段的“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增改為：
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庚午（初九），以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正文之下，李燾又注雲：
此事最大，而《正史》、《實錄》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書。按司馬光《記聞》雲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王曾《筆錄》皆得其實，今從之。文辭則多取《記聞》，稍增益以丁謂《談錄》。太祖與趙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軍耳，豈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鎮邪？太祖雲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為節度使也。及開寶（三）［二］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並二事為一耳。邵伯溫《見聞錄》又雲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凡四人，初不緣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