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征召道士。太宗一即位，首先應召的是陳摶。 陳摶字圖南，後唐長興中科舉落第，遂不仕宦，遊於山水間，隱於武當山九室嶺二十餘年，又徒居華山雲台。顯德二年（９５５）被後周世宗召至宮中，留居月餘，好黃白之術的世宗詢問飛升黃白之術，他答雲：“陛下當專心於政治，不宜留意此術。”世宗欲任為諫議大夫，他固辭歸山。其後，他對太祖的征召一次也未回應；太宗一即位，他馬上下山進京。對於此次進京，在其各傳記中均有記載。《長編》卷二五乃追記：“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卷一七開寶九年十月甲寅至該年年末，無此記事。如後所述，《長編》這一時期的記事脫漏頗多。陳摶於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再次被迎至宮廷，益加重禮，賜號希夷先生，太宗屢與屬和詩篇；留京都數月遣還。歸山後的第二年雍熙二年（９８５）死去，據說享年百十八歲。
與陳摶齊名的著名道士丁少微，也在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應召赴朝廷，獻上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他隱居於華山潼穀，與陳摶居處很近；但與陳摶嗜酒放曠相反，少微遵守禮儀，崇尚清潔。兩人因性格各異，故未來往過。他也活了百餘歲。比陳摶早三年，卒於太平興國七年。
據《宋史·方技傳》，被太宗召見的道士還有趙自然和柴通玄。自陳摶處得授《先天圖》而又傳授給穆修的種放，也在淳化三年（９９２）被召，也以病辭，太宗嘉其高節，命京兆府歲時存問。如此大張旗鼓地征召道士，在太祖時期是沒有的，表明了太宗對道教的重視。
其三，收集道教典籍。從端拱二年（９８９）到淳化二年（９９１），太宗收集道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 這是真宗朝編纂道藏的先聲。 正如孫克寬所指出的，由於太宗實施的諸種政策，宋代道教始於太宗朝，為真宗朝的隆盛期做了充分的準備。
還有，太宗自己愛讀《老子》，好黃老之道。據《長編》等書所載，太宗經常與宰相、近侍所談的話，不僅是關乎國政的公事，而且也涉及平時的生活信條和回憶等，從中可以看出其人情味，這是意味深長的。前麵提及的拙著，已經運用那些史料描述了太宗的人品。 特別指出他經常引用《老子》之語，晚年以其思想為政治的指導方針。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他對宰相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太宗還嚐對左右說：“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又教導壽王元侃（即後來的真宗）說：“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他更著有《逍遙詠》十一卷，將老莊思想表現於詩中，端拱二年十一月，命僧錄京城義學文章僧可升等箋注，入藏頒行。 雖然此書入佛藏，但正如書名所示，實際上是依據《莊子·逍遙篇》闡明其道的。
如前所述，太宗對道教及老莊的喜好，始於晉邸時代；但在與契丹交戰而失敗，自己也負傷，厭戰情緒增強後，特別顯著。他對近臣述說心懷道：“朕讀《老子》，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嚐不三複以為規戒。”
五、太宗的佛教政策
太宗對於佛教，是否就冷淡呢？並非如此。太宗比太祖時期更積極地推進優待佛教政策。其表現之一是普度，太宗朝在太平興國元年（９７６）、七年（９８２）、雍熙三年（９８６）實施了三次。史籍所載，則次數各異，故有必要加以考辨。其一，同時代的讚寧《僧史略》卷下《臨壇法》載：
我大宋太平興國元年及七年，度僧一十七萬有餘，自古無比。緇徒之熾在茲矣。
《僧史略》所載，僅太平興國元年及七年兩次。《佛祖統紀》太平興國元年條載：“詔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萬人。”注出《國朝會要》。被視作北宋初年人的慧寶《北山錄》卷一〇《外信篇》亦注雲：“太宗初登極，度天下係帳童子出家。”因此，太宗與太祖一樣，即位伊始，即行普度，確係事實。但今本《宋會要輯稿》不載此事，《長編》等史書亦不載。如前所述，這一年陳摶進京事，這些史書亦未記載。《長編》等書對太宗即位之年，嚴格講是十月二十一日以後的記事，脫漏頗多。此次普度的記事，為佛教史籍可補一般史書之缺的罕有之例。其發布月日不明，不知是即位後的十月乙卯還是改元後的十二月甲寅。
關於第二次太平興國七年的普度，《長編》卷二二、《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宋朝事實》卷七、《宋史》卷四等一般史書，《佛祖統紀》等佛教史籍，均有記載，問題不大。謹錄《長編》九月己巳朔條記事如下：
詔曰：朕方降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製，俾申素願，式表殊恩。應先係籍童行、長發，並特許剃度，自今勿以為例。
這是具有以興隆佛法來獲取國家安寧的明確政治目的的，故予佛教徒以特別恩典。所謂童行，乃指雖已出家修行但未得度為沙彌者；長發乃女性童行，亦稱尼童。《宋會要》、《宋史》將童行當作沙彌是錯誤的。在此詔令發出的太平興國七年，建立了譯經院，開始譯經事業，獻上誌公讖記的刻名，普度之策與這些事件也是有關聯的。
第三次是雍熙三年十月，詔祠部，凡僧尼籍有名者，悉牒度之；又詔自今須經業精熟，閱試及三百者乃許係籍，此事見載於《長編》卷二七、《宋會要·道釋》一之一四（作二年）、《佛祖統紀》。《長編》注雲：“太宗普度特放凡兩次，太平興國七年及此年也。《實錄》不記此年事，今追書之。”可見《太宗實錄》似未載此事。但今本《宋會要》也有上述記載，此年的普度實際上進行過。為何在此年進行，尚不清楚。作為同時代史料的《僧史略》，亦未記載，不知為何。
總之，據《僧史略》，前兩次普度，合計得度十七萬餘人，平均一次八萬五千多人，是太祖朝的十倍以上。後周世宗削減僧尼數量的政策，實際上被廢除了。至道元年（９９５）規定，在五代以來被稱為佛國的江浙、福建地區，原先僧百人許歲度一人，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尼從不限製改為每百人許放一人，合格標準也從讀經三百紙改為五百紙；第二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製。
得度的緩和到真宗朝更進了一步，天禧三年（１０１９）的普度達二十四萬五千餘人。結果，天禧五年的僧尼總數達到四十五萬八千八百餘人，創宋代最高紀錄。
寺塔的營造也大規模進行。特別是汴京的開寶寺寶塔，曆經八年歲月，所費以億萬計，端拱二年（９８９）八月癸亥完工，為八角十一層、高三十六丈的大塔，“巨麗精巧，近代所無”。太宗賜其匾額曰“福勝塔院”，塔上奉安千佛萬菩薩，塔下有天宮，安置阿育王佛舍利塔。這原是杭州著名工匠喻皓為吳越錢弘俶所造，吳越國歸順宋朝後，被從杭州運到汴京的。 由於後周廢佛而成了官倉的龍興寺，太宗即位伊始即恢複為佛寺，改稱太平興國寺。 這所伽藍極其雄壯，特別是西閣，高與開寶寺塔相侔，以安大像。
此外，在太宗的誕生地後晉的護聖營建寺，曆經六年，於雍熙二年四月己卯落成，取名啟聖禪院。此寺耗用了巨大的工費，共有九百間房，是屋頂用琉璃瓦修建的豪華建築物。在此安放了從江南運來的優填王旃檀瑞像、寶誌和尚真身等。 在地方上，已知者有重建泗州普照王寺的增伽大師塔。據入宋僧成尋記載，此塔八角十三層，高十五六丈，每層皆用黃色瓦鋪成，在西南部有“雍熙之塔”的匾額。
後周世宗整理寺院，即廢毀無敕賜匾額的所謂無額寺院。太祖朝仍遵循這條原則。但是，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仿唐朝官寺製度，賜天下無名寺院“太平興國”、“乾明”之敕額，賜額之數逾百。 這就大幅度地改變了世宗的“廢佛策”。
對太宗如此盛大的崇佛的政策，官僚中當然會有反對意見。王禹偁直言道：“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田錫針對開寶寺塔的營造切諫：“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據說太宗對此言亦無異議。
作為太宗崇佛事業的重要部分，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建立了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重開唐元和以後絕跡的佛典翻譯事業。八年，設置印經院，印刷由成都運來的大藏經版。 太宗自己亦有許多與佛教有關係的著作。據《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一八，其著作有：《蓮華心輪回文偈頌》十一卷，《秘藏詮》二十卷，《同佛賦歌行》共一卷，《同幽隱律詩》四卷，《同感懷詩》四卷，《同懷感回文詩》一卷，《逍遙詠》十一卷，《緣識》五卷，《妙覺集》五卷，共六十二卷。如前所述，其中的《逍遙詠》十一卷是關於道教的著作。
太宗的崇佛事業，其規模比宋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更加豪壯，但並非溺佛。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在以傳法院進上的新譯經五卷示宰相時，太宗有如下的話：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 ？雖方外之說，亦有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
這是表明君主佛教觀的意味深長的講話。治理人民即是修行，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此即佛教的利他行。這與後周世宗毀佛像、改鑄銅錢、為佛舍身的行為，是如出一轍的。佛教雖是方外之教，卻有可觀者，要求宰相讀佛典，這是太祖所未有的積極利用佛教的態度。具體地說，普度是希望“造福邦家”。雍熙二年六月己卯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即是“恐百姓或有災患”。 太宗朝進行的各種崇佛事業，將為百姓祈福作為其首要目的，明確顯示出佛教服從於政治需要的立場。
結 束 語
本文考察了宋初政治和宗教的關係，涉及太祖和太宗兩朝。其結果表明，佛教徒支持和歡迎太祖的登極，期待著廢除後周世宗的廢佛策。太祖為此也緩和了禁令，采取了優待佛教的政策，但未必達到了佛教方麵的期待，因為這一時期政策的基調是繼承後周世宗的。另一方麵，太宗從晉邸時即與道士交往，可見其關心道教，又在即位時得到道士支持。從著名的道士陳摶的行跡看，太宗和後周世宗是道士們期待的君主。因此，太宗朝奉行了太祖朝未曾有過的積極的崇奉道教的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兩朝宗教政策的這種差異。兩者的差異，正如前文業已指出的那樣，在其他各種政策方麵，也有共同的傾向。但是，在太宗朝，佛教也和道教一樣受到崇奉，後周的“廢佛令”事實上已被廢除。太宗的諡議雲：
釋老之教，崇奉為先，名山大川，靈跡勝境，仁祠仙宇，經之營之，致恭之誠廣也。
這段話很重要。這種讚詞，是宋代其他皇帝所沒有的，顯示出太宗是宋代最重視宗教的皇帝。各種崇奉事業，歸根結底是治理政事的工具，應該給人民帶來利益。真宗朝原封不動地繼承了這種政策。真宗時期，是宋代道教的極盛期；佛教的僧尼和寺院的數量也創下了宋代最多的記錄。
原載日本同朋舍１９８９年９月版《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
１９９２年３月譯於廣州暨南園羊城苑。
（原載《曆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３集，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版）
附言：本文曾經暨南大學外語係王岩先生校正，謹此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