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場股戰，成為英資大商行首位華人主席
爸爸一輩子沒當過官，但爸爸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所關心所操心的事，就仿佛在盡一個非官部部長的職責，隻要是對中國有好處的事，隻要是能為中國人爭氣、爭利益的事，對穩定、繁榮香港有利的事，對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與英國相互了解發展友好關係的事，他都會不厭其煩，盡力管、盡力做，有時甚至不計成本也誌在必得。他不但是英資銀行香港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後來還成為副董事長），更在1978年，經過一連串激烈商戰，收購了英資大洋行九龍倉。
九龍倉是一家有百年曆史的英資洋行，它與置地由當時香港四大英資洋行之一的怡和集團（Jardine）掌控。怡和是英國凱瑟克（Keswick）家族掌控的公司。九龍倉名下有一些價值不菲的碼頭、酒店、倉庫、電車、渡海輪等。對於爸爸而言，購買九龍倉股票，無疑是把自己龐大的資產轉移到陸地的一個好機會，因為購買股票，比直接投資其他生意見效、回本快，因為人力物力都已到位，況且九龍倉本身也是一家實力雄厚、有發展潛力的企業。
爸爸收購九龍倉，還引出一段與李嘉誠先生的友誼。（在香港，爸爸與李先生一個是從事航運，一個是經營地產的巨商。）爸爸雖然年長十歲，但兩人的經商眼光同等出色。李嘉誠先生知道我爸爸愛國愛鄉、為人正直，也完全相信爸爸的經營能力和誠信。兩人常相約在家旁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交往十分投契，大家都坦誠相待，彼此從不計較，李先生對爸爸的登陸發展計劃也早有所聞。
李先生也一直買入已經上市的九龍倉股票，到1978年中，李先生持有九龍倉約10％股份。
1978年7月，爸爸與李先生在中環文華酒店一間客廳裏，曾有一次比較秘密的談話，僅用了幾分鍾時間，就達成了一個重要協定：李先生將手上的九龍倉股份轉讓給爸爸。
爸爸1978年中先購入李嘉誠手上的九龍倉股份，繼續在市場上買入更多的九龍倉股，直至年中他持有20％，順利加入了九龍倉董事局，奠定了基礎，並由女婿吳光正在董事局擔任董事。哪知不久他發覺情況不簡單，看出另一大股東置地有敵對的傾向。當時，香港輿論界把這場爭奪戰宣揚得沸沸揚揚。
1980年置地提出增購九龍倉股至49％，並趁爸爸不在香港的周五宣布，計為“攻其無備”。怡和以為這次行動能成功把爸爸的股權奪回。香港市民都非常關注此事，都希望我爸爸能贏，因為爸爸是中國人，更因為他是第一個華人世界船王，有崇高的威望。
當時，我和丈夫住在英國，接到爸爸的電話，他將前來歐洲，逗留十日左右，參加幾項活動：首先，第一站，是到巴黎出席一個國際油輪協會（Intertanko）的會議。他是這個協會的主席，非去不可。
第二站，是到德國法蘭克福，參加一個銀行界的重要會議。爸爸的業務與銀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又是彙豐銀行的副主席，也是美國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國際顧問，這個會自然少不了他的份兒。
第三站，是到倫敦我們家裏。因為中國傳統節日——端午節將至，倫敦華人為熱熱鬧鬧過節，舉辦一個規模盛大的“賽龍舟會”，盛情邀請爸爸出席。
最後是到美洲，會見墨西哥總統保迪羅。
記得爸爸從巴黎到英國倫敦前兩天，打電話到我們倫敦的家，不巧那晚我和海文都不在家，是我大兒子包文剛接的（20年後，也是這個兒子繼承了他爺爺、爸爸的事業）。
聽出爺爺有點著急，十歲的兒子很懂事地問道：“爺爺，我能幫你做點什麼？”
“你能幫我查兩位先生倫敦家裏的電話號碼嗎？一位是彙豐銀行主席沈弼（Sandberg）先生，一位是副董事長博伊（Boyer）先生。”
“爺爺請您稍等！”兒子立即找出我的通訊錄，迅速查出了電話號碼，準確地報給了爺爺。
根據電話號碼，爸爸當即與這兩位先生通了電話，約好了第二天在倫敦見麵的時間。
爸爸後來非常欣慰地誇獎我的兒子：“孩子長大了，已經能幫忙做大事了！”原來這兩個電話非常關鍵。
因為，怡和洋行趁爸爸不在香港，周六在幾家報紙上宣布出巨資收購九龍倉股票：他們願意以兩股作價＄12.2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張麵值＄75.6的無抵押債券，合計共100元的代價，換一股麵值僅10元的九龍倉股票。在香港已經引起了“地震”。
妹夫吳光正來電話，焦急地催爸爸趕緊回香港。
在巴黎的爸爸十分鎮定，胸有成竹，他吩咐妹夫在香港做好一切準備的同時，趕到倫敦，如約見到了彙豐銀行的兩位老朋友沈弼、博伊，如實講了香港正在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