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則久久握住鄧小平的手，真心實意地說：“主席，您能親自參加兆龍飯店的開業儀式，是對我包玉剛莫大的鼓舞，是我們包家的榮幸，也是兆龍飯店的榮幸。我代表我們包家和兆龍飯店的全體員工感謝您！我爸爸在天有靈，也一定非常高興！”
閃光燈一亮，攝影師拍下的照片，把這幸福的瞬間變成了永遠。鄧小平和爸爸握手之照，印在一個瓷碟上，至今還放在總統套間裏。
關上門，大家坐下來後，鄧小平主席微笑著問我們姐妹三人：“你們在世界各地走得多，看得多，剛剛參觀了這座新建的飯店，你們還有什麼意見，直說。”
我們幾個姐妹個性都像爸爸，膽子大，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肚裏藏不住話，於是你一言我一語，意見多多。
隻一會兒，我們就提了23條意見，我注意到，在場的鄧小平的秘書，把我們說的意見，一條一條都認真地記錄下來。
鄧小平微笑著說：“你們提得很好，我會轉告。”
後來，我聽飯店的張書記說，鄧小平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了。
1985年至今，我每次到北京，一定住在兆龍飯店。至今飯店依然賓客盈門。
兆龍飯店的建設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爸爸和我們家人則因禍得福，多了與鄧小平及夫人、女兒、外孫、孫子見麵的機會。
確實，爸爸每到北京，鄧小平不隻是一般的接見，每次都是兩個大家庭的歡聚，充滿著快樂和歡笑，隻有歡笑，沒有拘束。
鄧小平講的是一口四川話，我們姐妹中，隻有我學過普通話，妹妹們自小在香港長大，講的是廣東話。經常用廣東話的語音思維去“理解”鄧小平講話的意思，常常南轅北轍，牛頭不對馬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鄧小平也慈祥地笑。
我們互相的稱呼，或者說叫名字的感覺也很自然的有所改變：我們不再稱呼鄧小平的官職，而改為“鄧老”或者“鄧伯伯”。盡管在我的印象中，他一點也不老。他永遠是那麼的從容、開朗，談笑風生，充滿活力。
我們家人稱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女士，不再用“夫人”的尊稱，而改為更親切的“伯母”，孩子之間更是親熱地互呼名字，鄧家女兒們總是叫我們的英文名。
記得有一次，鄧公笑著對爸爸說：“我和兒女們都是全家住在一起，你和我有些相同之處，都很民主，都是給女兒管，都是女兒說了算。不單是女兒，孫女說了也算。”
爸爸笑著回答：
“是這樣。在公司是我說了算，回到家裏，五個女人管著我。”就是指媽媽和我們四個女兒。
在我印象中，包家與鄧家相聚，爸爸與鄧公談話，都顯得輕鬆、隨意，完全沒有正兒八經談“公事”的氣氛。
當時，我覺得爸爸與鄧公的談話都是“閑聊”形式居多。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們的“閑聊”還真是不尋常。
當然，有些會見是隻有鄧公和爸爸兩個人，更多時候爸爸帶我和伯忠姑父，鄧公是隻帶鄧榕或鄧楠。
我記得，鄧公和爸爸聊天式地談過多方麵的重要問題：國際金融信貸、融資情況、利率計算的問題；通貨膨脹的利與弊；重工業，尤其是船舶工業發展的走勢；市場經濟的必要；英國對香港回歸的看法；中美的關係；中英的關係；蘇聯共產主義與中國之不同，真可謂無所不談，一談便有如心有靈犀。話題都是大家所關注的，一個是從政治看經濟，另一個是以經論政。爸爸也介紹了很多市場經濟的知識給鄧公，使鄧公了解如何以市場經濟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倆也比較了中俄兩國不同的共產主義的發展形勢。鄧公是確認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絕對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基礎。
記得1987年9月爸爸訪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