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鄧小平是一位偉人，他正領導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有他，這真是當代中國人的幸事，他是一位卓越的偉人，必將名垂青史！”
十年、二十年過後，現在回頭看，中國大地上冒起一座又一座嶄新的城市、鄉鎮，一條又一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一批又一批運往世界各地的出口商品，一年又一年國民經濟總產值高速穩定地增長。從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新月異的發展中，我才真正品味出爸爸論斷的正確，真正佩服爸爸的洞察力。
告別鄧小平後，爸爸回到賓館，心潮起伏，立即鋪紙，親筆起草了一封信。隻是根據慣例，信的抬頭是寫給當時的總理華國鋒的。內容如下：尊敬的華國鋒總理閣下：
這次我有機會回國洽談船舶出口，及合作經營國際航運業務，經政府各負責首長大力支持及合作，已有初步成就，並蒙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及盛情接待，感到十分榮幸，對此，我表示衷心感謝。
幾天來，我深刻地感到，在華國鋒總理閣下以及各位領導首長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為祖國四個現代化做出不懈的努力，並已取得令人振奮的成就。
我深深地感覺到國家旅遊事業與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有著密切關係，同時對促進各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及往來，科技交流，發展國際貿易，是一條重要渠道，還可以為國家四化建設，吸收大量外彙資金，而當前旅遊業之各種設施，有積極擴充的必要。
家父兆龍（現年85歲，為我公司名譽董事會主席，現居香港）與本人願為實現四化建設之旅遊事業貢獻一些微薄的力量，以1000萬美元資金，在北京建造一座適當規模的、現代化高級規格的旅遊飯店和辦公樓，無條件贈送給旅遊總局管理使用，希望北京市能提供一適當的地點為建造該飯店之用，將來該飯店全部收益和積累可繼續發展用於旅遊事業，如經國家批準，在建造地點及建造圖紙計劃確定開工之時，家父及我當親自前來北京麵交1000萬美元，捐贈給國家旅遊總局並同時公告宣布，特此呈請閣下賜予慨允。
包玉剛敬上
1980年3月21日北京當然，除了這封信，爸爸還向具體接受捐助飯店的國家旅遊總局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求飯店以他父親的名字命名，叫兆龍飯店。
爸爸是一個十分孝順的兒子，雖然，他不是長子，但在家中，總是他挑起照顧爺爺奶奶的擔子，他總是為爺爺奶奶分憂解難，全家無論是誰，有需要、有困難，不管爺爺奶奶開口不開口，出力幫忙，都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本來，以孝子之心，提出命名要求，也並不算稀罕事。爸爸萬萬沒想到，在1980年的北京，觸動的是極敏感的一個話題，成了一個開先河的難題。
2.好事多磨，因禍得福
爸爸經常與盧家伯伯通電話，關心著“兆龍飯店”的報批和選址進程。
1980年4月4日，爸爸遞交信不久，國家旅遊總局就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捐贈旅遊飯店和辦公樓的請求報告》，就占地、貸款、進口材料和設備免稅等問題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和意見。國家旅遊總局領導層的態度也十分一致：包玉剛捐資辦飯店的舉動，不但有利於緩和北京市旅遊飯店緊張的局麵，更對吸引僑資進入中國，起了一個榜樣作用。
5天之後，4月9日，國務院就批準了旅遊總局的報告。但是，接下來卻再無進展，如泥牛入海，沒有回音。
按我們的想法：隻要給飯店定個地點，定個名字，就能拿到1000萬美金，這無疑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或者說北京那麼缺飯店，爸爸願意捐飯店，也是“雪中送炭”、“天旱逢甘霖”的喜事啊。再者說，北京那麼大，選個飯店地點也不會太難吧。
然而，事實就是那麼讓人意外！此事竟然一拖便是一年零四個月之久！如果不是鄧小平親自出麵，這事還不知道要拖到何時！
因為當時有另一種聲音在質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怎麼能用一個資本家的捐款蓋旅館？並且，社會主義的首都，又怎能容許以一個資本家的爸爸個人名字命名賓館？
用資本家的錢和名字建成的賓館，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這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問題仿佛越講越嚴重。
怎麼辦？盧家伯伯第一個想到的是廖公。
廖承誌想到的第一個人是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