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家姆媽歎了一口氣，簡直說不下去了。她喝點茶，再慢慢動情地說：
“我有時也想不通，但是老盧總是勸我，要說損失，‘文化大革命’國家損失更大了。隻是我這當娘的心裏難過，孩子死時才35歲，死得太早，太可惜了！要是現在活著，正是能為國家做事的年齡！老盧總說，失去兒子的也不隻我們家，鄧小平的大兒子也是被打被鬥，被逼跳樓致殘疾了嘛！1949年春節後，老盧說去南朝鮮做生意，結果他是回到了上海，參加了上海新政府的軍管工作。那年10月，我帶著六個孩子，擺脫了特務的監視，終於回到上海，香港家中的一切都扔了。一家八口終於在上海團圓了，短暫的快樂之後，生活上的具體困難一個接一個地向我壓過來：六個孩子仍在讀書，上學、上幼稚園，有國家供給，可是兩家的老人吃飯穿衣都需要自己供養，我得到安家費隻有一千港幣，手頭真是拮據。當時香港廣大華行決定拿出40萬美元退還非黨群眾的股份，我想，我又不是共產黨員，我也可以退股份嘛！於是我說：‘老盧，我在廣大華行的那股可以退多少錢？快些退還給我，正好補貼家用。’老盧用兩手合了個圈，笑著說：‘梅影，你的股份是這個數！你的那股，我也全部上繳給黨組織了。’你說有什麼辦法，我隻好把帶回來的首飾一件一件送到當鋪，換些錢補貼家用，不瞞你說，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時，我們家的存折上隻有400塊錢，還是賣掉了我最後一隻鑽戒後用剩的。當年在廣大華行的夥計，後來留在香港的，聽說統統是百萬富翁了。‘文革’中老盧被關起來，牢裏又黑又濕。我倆關在一起，在一個牢裏一年，互相都不知道，因為太黑了。”
媽媽忍不住問：“三阿哥有沒有一點後悔？”
盧家媽媽搖搖頭說：
“老盧從來沒有後悔過，他總說，從1937年加入共產黨，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祖國和人民了。”
爸爸聽媽媽講了這些情況，心靈觸動太大了。
三阿哥把自己的全部資本都繳給了國家，了不起的人格。我想他當時明知會受盡苦難，亦堅持參加革命，還做出巨大的奉獻，好不容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阿哥還受到批判，他被迫隔離，一個孩子被打死，可他現在一把年紀，還為國家發展東奔西走，不辭勞苦，勤奮工作。通過盧家伯伯，爸爸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更有信心：有這樣的領導人，中國不可能不建設得繁榮昌盛。
晚上，盧家伯伯和爸爸關上門，兩人談了很久很長。盧家伯伯說，周恩來總理不是神，黨內外的幹部和群眾都擁戴他，是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顧全大局，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旨，寧可自己受委屈。
盧家伯伯說得非常感慨：如果不是周恩來在病床上寫下了證明，我老盧恐怕永遠是“國民黨特務”、“買辦資本家”，再無解放和出頭之日。
3.華僑的知心人
第二天爸爸跟盧家伯伯乘車去見廖承誌。
作為國民革命先驅廖仲愷的獨子，廖承誌的名字，本身在海外就有巨大的號召力。海外的華僑來北京，第一個要求，是希望能得到廖承誌接見。廖公對各國華僑情況特別熟悉體諒，隻要與他見了麵，大家出門時都笑容滿麵。
爸爸也不例外，與廖公見麵，一見如故，而且他說話比三阿哥還要直爽開放，他熱情地握著爸爸的手，眉開眼笑地說：“包先生，歡迎你回來，邀請函是以我名義發的，不過實話告訴你，我也是報告了小平同誌，他說請，我也就有了尚方寶劍嘛，哈哈！
本來小平同誌也要見你的，不巧，今天他正好參加一個會，不能來了，讓我代表他歡迎你。他說與你雖然沒見過麵，但也是老朋友了，因為抗戰時期，你就幫了我們地下黨很大的忙。”
爸爸笑著搖搖頭說：
“我也說句實話，那時隻知道是三阿哥業務上需要，真不知道他就是共產黨呢！”
廖公表情一下嚴肅起來，口氣非常認真地說：“我也在上海幹過幾年地下黨噢，我知道地下黨的紀律嚴格，誰向外泄露自己身份，對不起，立即開除黨籍。幸好你今天說不知道盧局長是地下黨，不然，你三阿哥的局長可就當不成了！”
“真的？”爸爸脫口反問道。
廖公用手點著陪坐一旁的盧家伯伯，哈哈大笑著說：“不信你問他！”
盧家伯伯也忍不住笑了：
“現在廖公是跟儂開玩笑，不過，當年地下黨的紀律確實有這條，所以儂三嫂也不知道我是地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