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公喝了口茶，繼續說：
“包先生，我們是第一次見，但為什麼一見如故？恐怕應得那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雖說比你大十歲，但從年輕的時代大家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太想為國家出力做事了，對不對？！”
爸爸連聲回答：
“是的，是的！無奈當年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我是有心無力管好政府的錢袋子，這才聽進了三阿哥的話，到香港也能為國家做事情，才移居香港的。”
廖公真誠地說：
“包先生，二十多年前，你在新中國被美國封鎖的最困難時候，想方設法幫助國內進口鋼鐵、橡膠等緊缺物資。後來，你經過多年奮鬥，成功地當上了第一個華人世界船王，給我們中國人爭了光。
可我已經聽說了，你來到北京，想在北京飯店多開一個房間也沒有，真是對不住船王了！”
爸爸真心地回答：
“沒關係，國家剛開放，萬事開頭難嘛，我能理解。”廖公對著盧家伯伯頑皮地擠擠眼，笑著說：“中國人習慣家醜不可外揚，如果我沒猜錯，我們的盧局長一定還沒告訴你旅遊局最狼狽的情況吧。
許多外國旅遊者來到北京後，住不進房間，隻好在大廳裏過夜，有時隻好先將客人用車子拉到遵化或天津過夜，第二天再用車接到北京旅遊觀光。”
廖公打趣地對盧家伯伯說：
“我們的盧局長，外地情況也不容樂觀吧？
雲南的路南石林馳名中外吧，好，不少人去後的第一感受是‘雲南風光美，難尋客房住’。
到桂林的客人情況更不妙，安排很多客人打地鋪。當即有人感慨萬千，吟誦打油詩一首：‘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來桂林住地下’！
因為百廢待興，國家到處都要用錢，光靠國家的力量，要改變目前旅遊條件差的現狀，還是困難重重的！
華僑朋友紛紛批評我們賓館，衛生不好，廁所太臭。
我多次開會時批評過，對黨外人士、對華僑，不能光要人家為祖國服務，作貢獻、作犧牲，好像都是應該的。
包先生，你是世界船王，滿世界跑，見多識廣，回到國內就是回到家，有什麼能幫忙的，歡迎盡力；有什麼好建議，盡管給盧局長提出來；發現什麼問題，也一定有啥說啥，幫助剛剛打開大門的中國，早一點繁榮昌盛！”
爸爸連連點頭。
臨別時，廖公緊握著爸爸的手，又叮囑一句：“包先生，這裏永遠是炎黃子孫的家嘛！歡迎你多來，不要有任何顧慮，時代不一樣了，再不會因為海外關係，給你三阿哥帶來麻煩了。
如果說海外關係，最多的是我廖承誌，光在香港的堂的、表的兄弟姐妹及家人就有百十口子呢，我都不怕嘛！盧局長也不會怕。歡迎常來，常來！”
回賓館的路上，爸爸對坐在身邊的盧家伯伯說：“三阿哥，這次北京之行，印象真是太深刻了，廖公真不愧是華人、華僑的知心人。
有句話我想直說，你當旅遊局長沒有飯店不行。另外，你們國家旅遊局辦公室的條件也需要改善一下。我想好了，我打算給國家捐1000萬美元，800萬美元蓋一個飯店，200萬美元蓋辦公樓。”
盧家伯伯連聲道謝，同時也說，他要了解一下具體情況及捐助的辦法後，再告訴爸爸。
原來，利用外資、僑胞資金建造旅遊賓館，在中國確實是個較敏感的話題，許多人包括中央的部分高層領導還有一些不同看法。他這個旅遊局長並沒有決定權。
還是鄧小平認準旅遊是促進開放的金鑰匙。從1978年到1979年，鄧小平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對旅遊業局長、副局長的談話竟多達五次。講到國家經費緊張，新建旅遊飯店困難時，他說：“搞旅遊要把旅館蓋起來。下決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僑資、外資，然後自己發展。方針政策定了要落實，首先要選好人。家有梧桐樹，招來金鳳凰。”
盧家伯伯彙報了爸爸想捐飯店的想法。
鄧小平快語回複：
“外資建旅館我看可以幹嘛！一個地方1000到2000個床位，甚至更多也可以。”
1979年12月12日至15日，盧家伯伯作了《關於利用僑資外資建造飯店，加快發展旅遊業的報告》。
後來，我從書上讀到對盧家伯伯這段工作的評價，認為非常準確，摘錄如下：盧緒章1978年10月被任命為中國旅遊事業管理總局局長，成為新中國第一任中國旅遊總局局長。時間隻有兩年零四個月，但這兩年卻是中國旅遊業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時期。
短短的這兩年內，盧緒章為中國新建旅遊業，做了大量奠基性、開創性的工作，實踐了鄧小平發展“兩油”其中之一的旅遊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