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哥，你了解我的心嗎？我想留在銀行，是想用自己的才華、能力為國家做事啊，無論誰領導國家，總要辦銀行嘛！”
“我當然了解你的心了！”盧家伯伯說，“不過，我看你最合適是到香港去做生意，當資本家！賺了錢，也一定有機會為國家做事嘛！”
沉思中的爸爸終於默默地點頭。
爸爸亦曾當我的麵讚揚過盧家伯伯的氣魄和魅力：“記得在重慶，盧家伯伯與我和另一個朋友商量收購一家錢莊，已預付資金100萬法幣。
第二天，盧家伯伯不放心，親自又去查底賬，發現錢莊負債累累，當即決斷：錢莊不買了！已付款項，均由廣大華行支出。
不久，錢莊破產，若不是盧家伯伯當機立斷，我們三個人的損失將不可計數。
1944年，盧家伯伯一下子抽出廣大華行三分之二的資金投往美國。
商界朋友紛紛譏笑他：
盧緒章是發瘋了，幾十萬美金白白往太平洋裏扔。
誰料不到一年，抗戰勝利，當商界朋友爭先恐後湧回上海，忙著買屋安排家眷時，廣大華行第一批進口的西藥已從美國轉運抵滬，頃刻間一搶而空。眾人眼睜睜地望著廣大華行大發一筆橫財。”
爸爸對盧家伯伯的遠見和果斷，讚賞不已。
當然，當年爸爸並不知道盧家伯伯的“廬山真麵目”。不知道身在內地重慶的盧家伯伯經常出入重慶紅岩村，從看到的國際戰報和發自延安的文件中，對國際局勢和世界大戰的進展情況了解及時，當然有前瞻的目光。
但是，爸爸從盧家伯伯身上學到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是：無論是搞銀行、金融還是經商做生意，都要了解世界、國家的大局，都要像盧大哥那樣有眼光，廣交朋友，才能做成大事。
當然，爸爸在而立之年拋棄自己心愛的事業，一切從零開始，這並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經過近一年的觀察和思考，爸爸終於做出抉擇。
1948年底，吳國楨市長辦公桌上放了一份爸爸的辭呈。
吳市長好話說盡，挽留再三，爸爸堅持不變。
吳市長無奈，隻得批準。
後來，僅過兩個多月，吳國楨也覺得自己黔驢技窮，同樣選擇了辭職的出路。
3.我最想見三阿哥
年輕時的爸爸一直專心銀行業務，對政治不大感興趣。
那位他一向敬重的廣大華行總經理盧緒章，他的三阿哥（他一直以為盧去南朝鮮做生意了）的大名突然出現在共產黨上海市委名單中，爸爸才恍然大悟，原來六七年前在重慶，在上海自己就認識和接觸過共產黨了！
爸爸真沒想到盧緒章、楊延修、張平、舒自清，這些誌同道合、朝夕相處了七八年的親戚、朋友，竟都是共產黨員。
爸爸更沒想到，盧緒章等幾位將自費創立，自己辛苦經營一二十年的廣大華行幾百萬美元的資產，全部繳給共產黨組織，每人隻拿了一千港元安家費，除此，兩袖清風。
爸爸尤其沒想到，在廣大華行中所有非共產黨員的群眾的股份，連本帶利，一文不少如數發還，並沒沒收。
由此，爸爸敬佩共產黨裏忠臣多，能人多，廉潔為民、高尚無私的人多。
爸爸雖然從沒參政，但他一直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他對國民黨非常失望，政府一直未能讓中國強大起來，並且無能力抗日，國富也未能引至民間。而共產黨總算讓人看到了興國的希望。
爸爸一向講究實際行動，不愛講空口漂亮話。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首次發行建設公債時，爸爸立即自覺自願認購港幣數十萬元。
爸爸在香港開設進出口公司，他曾親自也多次派伯忠姑父去廣州聯係，幫助國家進口被美國封鎖的鋼材、棉花、黃豆、藥品等緊缺物資。
當然，當年為盧家伯伯的才幹和品德所感動、所征服的人又何止爸爸一個人。
1964年，盧家伯伯出訪歸國路經香港，爸爸登門看望。
盧家伯伯仍像當年一樣英俊，隻是蒼老了，仍是直爽坦率，他直言不諱地告誡爸爸：“錢要賺，國還是要愛。”
爸爸讚同：
“盡管我加入英國籍，中國依然是我的故鄉，我期待國家強盛，我一定積極考慮以適當的辦法，為中國的繁榮貢獻力量。”
誰料兩年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香港報紙長篇累牘報道國內“文革”情況，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國內報紙上再也找不到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