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原先認識華潤公司一些朋友，那時大家在大街上碰麵，有的迅速躲開，有的擦身而過，如同陌路人。
在一次新華社舉辦的活動中，爸爸找到一個國內來的熟人，打聽盧家伯伯的情況，那人支支吾吾，隻是說盧部長身體不好，沒被打倒。
聽媽媽說，那段時間，每逢媽媽在惦念盧家伯伯的近況，說到自己的擔心時，爸爸總是沉默不言。我感覺到爸爸對盧家伯伯不但敬佩，更有著特別深厚的感情。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病逝。爸爸雖無緣拜會，卻發自心底尊敬他，尊敬這位在國際交往中不卑不亢，永遠維護中國人尊嚴的偉人。
那晚，爸爸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周恩來總理追悼會的實況轉播：當鄧小平讀到周恩來總理一生“任勞任怨”這一句話時，爸爸陡然周身一震。
“任勞任怨，周恩來總理是任勞任怨！”爸爸自言自語，在客廳裏踱方步，嘴裏反複說著這句話。
爸爸有自己做人的準則，有自己崇敬的目標。他一向不參與政治，但他敬仰忠心報國、毅力剛強的人。他尊敬像周恩來總理這樣，為國家、為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一想到周恩來總理生前任勞任怨，死後還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這種非凡的胸懷和氣節，爸爸便由衷敬佩。從這一刻起，他對過去並不熟悉的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追悼會現場轉播完畢，電視台播音員繼續宣讀參加追悼會的名單，爸爸全神貫注地收聽：
盧緒章！
“三阿哥！”在周恩來生前好友一欄中，爸爸媽媽同時聽到了自己親人的名字，不約而同地叫出聲。由於國內政局的不斷變更，名字的出現與否，往往大有文章。
有關盧家伯伯的真實情況，在這之前，爸爸媽媽已經略知一二。
前不久，廣州市雜技團來港演出。在歡迎酒會上，爸爸見到一位寧波籍姓盧的姑娘，她正是盧緒章的嫡親侄女。爸爸急切詢問她盧緒章和他一家的情況，姑娘落淚了：伯伯“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聽說送到農場勞動改造，這些年一直音訊全無。多虧周恩來總理生前親筆寫了批文：廣大華行是地下黨組織。伯伯和其他朋友方逃脫被定為“叛徒”、“特務”的厄運，在農場“改造”幾年被宣布“解放”。
無奈主事的張春橋之流百般刁難，伯伯因有海外關係，不能重返外貿部任職，隻好賦閑在家。
1976年10月，“四人幫”終於被打倒，爸爸雖然極為想念三阿哥，但是，他總抑製著自己思念之情，提醒自己，千萬不能隻顧自己的心情，不經意中傷害了三阿哥。
“三阿哥已經受過了太多的磨難，如果我隻為了卻自己思念之情，再給三阿哥增添‘海外關係複雜’等不實之罪，這我能心安嗎？”
再說，想與盧家伯伯聯係上的真正原因，爸爸心裏最清楚：與25年前相比，自己總算有一點能力了卻心願：為自己的祖國做點實事，出點力氣，雖然沒有參政，卻帶了家屬離鄉出外謀生，但願辛苦賺來的錢，可以為國家盡一點力。
同時，爸爸也有擔心，如果“四人幫”被抓了，政府的政策還是搞革命、搞鬥爭，他又怎麼可能回去為國家出力呢？
當然，並不單是被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嚇怕了，而是出於對自己親眼目睹曆史的直覺。爸爸是個頭腦十分清醒，聰明且有智慧的人，在看不清大局時，他不會輕舉妄動。
爸爸比任何時候更關注報紙上國內的報道。當見到報紙上中國領導人的名單裏重現出鄧小平的名字，國內的許多事情開始有了變化，爸爸異常興奮，仿佛聞到了形勢將發生巨大變化的氣息！
爸爸尤其關注著複出的鄧小平的一言一行。
1977年10月的一天，爸爸約請利銘澤先生吃飯。利先生非常了解爸爸的心思，見麵就興致勃勃地說：“我看中國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接著，他詳細講述了鄧小平在會見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的僑胞、華裔、港澳台同胞時的講話內容。
與利銘澤先生吃完飯，那一夜，爸爸少有地興奮，不停地與媽媽重複著這樣一句話：“秀英，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我們終於又能見到三阿哥了！”
第二天到公司，爸爸立即讓秘書給北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發了封信函，言辭懇切，句句真情：“我和夫人期望早日回國探望表哥盧緒章。”
不久，一份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誌親筆署名的電報，立即發回香港：“熱烈歡迎、真誠期待包玉剛夫婦回國探親。”
1978年10月28日，爸爸和媽媽終於登上了北上的飛機。
飛機的終點站，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