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人節儉，稱為“做人家”。從小就聽祖父母、媽媽說：“要‘做人家’，我們寧波是很窮困的，食物不可以浪費。”
一個沒有資源的浙江省，全靠頭腦和雙手幹活，勤儉，是必要的。寧波市的窮困，可以想象的，基本是一家大小都吃不飽的日子多。也難怪那麼多寧波人背井離鄉出外謀生。位於海邊的寧波，鹽是不缺乏的，以鹽來防腐，放在海鮮、蔬菜裏，充分利用了自然資源，是環境所致。
媽媽從小教導我們要“做人家”，我們的衣服大多數是她縫紉的，連毛衣也是她親自編織的。我曾問媽媽從哪裏學來，她說：“自己學，自己看嘛。”媽媽可真聰明，一看便會。她的創作力可強呢！我穿過的衣服傳給二妹，二妹穿過的給三妹，三妹穿過的給四妹。可憐的四妹總是穿最舊的衣服。難怪她現在穿得最新潮。
媽媽自己從不丟棄東西，無論是漂亮的盒子、絲帶，她都留下來，她也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人，廢物都能利用。普通紙盒被她用花紙一包，變成優雅的器皿，用來放麻將的籌碼；舊窗簾被她一剪一縫，變成別致的供旅行用的高爾夫球套。媽媽為我們做衣服，自製購物袋，補襪子，舊物改新物，現代的環保意識在媽媽的日常生活中早就實行了。
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回到寧波老家，以後回去次數越多，越深刻體會到故鄉人的真感情。寧波人直接、爽快、熱情，也越能理解爸爸那種“兒不嫌母醜”、“月是故鄉明”的深情！
在節儉上，寧波人不光吃得節省，穿得也十分儉樸。
記得我上初中時，看班裏有的女同學腳下的皮鞋經常換，今天是紅的，明天是黑的，鞋樣子也十分新潮。晚上回家，我走進爸爸的書房，對正看著報紙的爸爸說：“爸爸，我要買雙皮鞋。”
爸爸頭也沒抬，語氣平靜地問道：“告訴爸爸，你腳下穿的是什麼？”
“是鞋呀！”
“有鞋還要買鞋？”
“可我們同學有好幾雙皮鞋嘛！”
“記住，鞋是用來穿的，不是用來擺闊的，有鞋穿就不用買鞋！”
爸爸是說到做到，他自己也非常節儉，一直是穿一件補過好幾次的破舊毛巾浴袍去遊泳。雖然衣櫃裏放著好幾件朋友和女兒買給他的新袍，他都不穿。他說：這舊袍又隨意，又輕便，又舒服。
媽媽常說，穿補過的衣服，隻要幹淨並不醜，隻有穿不幹淨的衣服才丟人。
媽媽自己從不穿什麼名牌，能省的地方，她都十分節省。
媽媽的手也靈巧過人，她自己買了新布，找了樣子，在家中，她用縫紉機車，隻用了一個下午，經過媽媽的手，點石成金，一下便成為我們姐妹合體的新衣服，舊布就做成睡衣、睡褲。
媽媽又親手織了毛衣和毛褲給我們穿，這也是為了省錢吧。但我們姐妹們也都感受到媽媽每針的慈愛、每線的溫暖，覺得比買來的更有意義。後來媽媽又織毛衣給孫子女。
身教重於言教，更勝於言教。
因為爸爸、媽媽自己做得好，也嚴格要求孩子。我從小就對像阿英這樣的普通底層大眾充滿真情，不是俯視的施舍，而是真正把他們的疾苦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也下決心長大後，要為大眾、為社會盡力做事。因為社會裏有很多像阿英、老李這樣的人，默默地付出貢獻，我的舒適，來自他們的勞力。回報社會，是我的責任。
記得是1963年，一個炎熱的夏天，英國和記公司英國老板的太太Lady Clague帶我去觀看香港窮人住的木屋區，位於銅鑼灣。
其中的一幕令我永遠難忘。
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父親在工廠幹活失去雙手，母親也要外出打工。女孩背著瘦小的弟弟，肩上挑著兩小桶水，她右手扶著肩上的擔子，左手還拉著三四歲的小妹妹，赤著腳，喘著粗氣，爬上山路回家，還要給一家五口煮飯吃。
這就是香港20世紀60年代的木屋區。一般山上沒有水電供應，更不用說衛生設備了。當時香港沒有禁止童工的政策，也沒有規定兒童必須受教育，也沒有勞工保險，父親一旦工傷失業，生活頓失依靠，於是母親也要外出工作，留下家中無人照顧的孩子。
香港窮苦市民的真實生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也開始對社會工作發生興趣，想著如何去改革社會，縮小貧富間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