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我請求Lady Clague給我試做義工。Lady Clague介紹我去九龍一間女童院（專門拘留犯罪女童）做暑期義工。她丈夫Sir Douglas Clague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怡和大老板。
為要了解犯罪女童的家庭背景，我去走訪她們的家。去到其中一個女童的家，我爬上一幢房子的五樓，上到閣樓，好像已經無路可走了，可推開頭頂的一塊木板，再爬入天花板內，天呀！裏麵還住著一家六口人，大人小孩子進了屋裏，根本直不起腰，都隻能用爬的辦法走路。當時香港沒有節育概念，很多家庭都是有很多孩子。越窮孩子越多。
我坐下來與他們聊了一會，更覺得震驚！
他們一家六口每月收入隻有三四百港元。原來香港不但沒有強製讀書的規定，也沒有最低工資製度。
這樣的事，使我心中很鬱悶，對當時的英國政府非常不滿。對當時住山頂大屋的英國人，和住木屋區的中國人的貧富差距，尤感不平。
1971年的一天，爸爸請新上任的港督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在家中吃飯，按照習慣，又是叫我代替媽媽作陪。（因為媽媽不會說英語，不喜歡陪英國客人）
望著桌上通紅的龍蝦、清蒸的石斑魚、鮮味撲鼻的“佛跳牆”，我眼前又出現了挑水的小姑娘，天花板上住著的那家隻能用爬的辦法走路的六口之家……隻有17歲的我再也忍不住，鼓起勇氣，用英語激動地對港督說：“港督先生，你可知道，我們今天吃的這頓飯，可供一戶窮苦人家吃上一個月？”
“什麼？”麥理浩非常意外地反問道。
我壯著膽子，索性把我親眼所見的一切都告訴港督，我越講越激動，“香港太缺乏社會保障和兒童保障了，你如果不信的話，請親自去調查一下”。
爸爸見我竟向自己的客人質詢，還提出了那麼多的要求，趕緊製止我，想立刻改換談話的題目。
“不，不！”港督笑著對爸爸搖搖手：“孩子嘴裏無虛言，安娜，你接著說。”
於是，我把自己看到的情況一一向港督麥理浩先生講了。
我最後說：
“你知道嗎？現在很多14歲以上的童工，工作一天隻夠買兩個麵包，基本收不到錢。英國工業革命已在一個多世紀前發生，但香港在20世紀，仍然還沒有勞工保險、強製教育、童工法例和最低薪金。為什麼英國人的一套社會保障，不用在香港？”
麥理浩接不上話，點點頭說：“我要調查一下。”
“安娜，謝謝你提醒。”臨別時，麥理浩握握我的手，轉頭又向爸爸稱讚道：“包先生，你的女兒關心下層民生，教育得不錯！”
事後，麥理浩親自巡視木屋區四周環境，成為有此舉動的第一位港督，他還推動廉租屋政策，給予低下階層房屋保障。後來又先後推行強製教育製度、製定保障童工法例和有關工傷賠償的保障。
後來，爸爸更喜歡帶著我接待各種朋友，他時常微笑著摸摸我的頭，但從來不會誇我。不過，我心裏清楚他對我有所認同，否則不會常帶我在他身邊，去會見不同的朋友。當然，他也一定覺得能接觸不同的朋友，有助於我鍛煉人生和操練英語。
4.男孩子可幹的，女孩子也能幹！
1955年的一天，爸爸購置了第一艘輪船，一條有27年船齡的二手煤船，是英國製造，名叫“Golden Alpha”，因為Alpha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字母，也是爸爸開始他船業的第一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