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戴永甫，花了10年工夫，研究出“國際上從未有過的服裝結構的準確函數關係”，編寫出《服裝裁剪新法——D式裁剪》一書。先後發行數百萬冊。但戴先生也沒有以此博取名利，走進“象牙塔”，而是以此書為教材，通過各種渠道，加以傳播，光是講習班就辦了數十期（無準確統計數字），為全國各省、市培養了數萬名服裝業新人。另一位紅幫前輩，天津的王慶和，也是以自己的著作為教材，通過文化宮、圖書館、學校，大力培養服裝新人。包昌法很崇敬這些前賢和時賢，以他們為師友，學習、繼承他們的責任心、使命感。他的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是以教書育人為宗旨的。《服裝學概論》、《服裝學導論》的“緒論”和“前言”都說得非常明白：“《服裝學導論》是服裝學的基礎教材。”“現代服裝教學，已經改變了傳統、落後的師傅帶徒弟的個體傳授技藝方式和隻講穿針引線、縫縫燙燙的手工藝內容。”“我們的培養目標也必須是會設計、懂技術、能管理、善經營的並具有多方麵知識和技能的複合型的服裝專業人才。”就是《服裝設計與工藝自學導論》這樣的自學叢書，“前言”也說得很清楚：“學習服裝製作技藝的渠道較多。”“采用自學形式學習和掌握服裝製作技藝是理想而又有效的途徑之一。”正是鑒於以上考慮，他才出任主編編寫了“服裝設計與工藝自學叢書”，全書由8部專著組成，包先生除了任主編，還編寫了叢書的第一本《導論》。
不但在編撰專著時如此，就是在撰寫單篇論文時，包先生也念念不忘自己的教書育人使命。在論服裝設計的係列論文中，他總是希望自己的新觀點能被引入教材，“成為服裝專門院校的一門基礎課程。”看到有些服裝院校已按他的觀點開設課程，他總是由衷地高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化為年輕人的有用知識技能而甚感欣慰。
一言以蔽之，他編撰這些著作的核心目的，就是為了給我國現代服裝事業培養實用型的中高級技術人才。為了實現這一曆史性使命，他和同誌者如癡如醉，50年如一日，樂此不疲。包昌法曾把自己定位為：“包昌法：紅幫服裝文化的探索迷和耕耘者。”他不但為此入迷，而且在有了一定學識積累、科研成就之後，便身體力行，親自走上辦學與教學第一線。1984年初，他就曾和我國高校服裝專業的創始人王傳銘教授一起，籌辦上海紡織職工大學服裝大專班，應該說，他們都是我國服裝專業的元老。其後，他又在上海的兩所高校的服裝係執教，並曾應聘出任上海紡織專科學校論文答辯委員。為了表彰他對服裝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上海市科技協會曾評他為“科技係統優秀教師”。
這位老教師的拳拳之心，委實令人感佩！
3.矢誌不移，永葆熱忱
包昌法出身於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又隻有小學畢業的學曆（這已很不容易了），有機會當學徒，大致可以安分守己，學好手藝，做個裁縫，埋頭做活，養家糊口。這是多數舊時的裁縫的人生之路。但是，包昌法沒有走這條路，他探索構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抓住了發展機遇。他在“學術長信”說過：“我的研究工作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因為不論我輩還是前輩，從事服裝行業的人，都是沒有文化、缺乏文字表達能力的，隻有經驗，沒有理論。由於我酷愛自己的職業，就試圖做一些文字方麵的工作，將傳統的經驗知識化，將平時的實踐上升到理論層麵。”“我自己比較刻苦、勤奮，事事做有心人，經常收集各方麵的信息、知識，運用到自己的專業中去。”在做服裝裁剪工作時，他不是“師之所授，一字不易”，“依樣畫葫蘆”，而是舉一反三，加以拓展。他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刻苦自學。休息日，他常帶上幹糧去圖書館、書店、資料室查資料。走進布店、服裝店，見到新穎的服裝款式或省料裁剪新法，他就會停在那裏細心琢磨，把心得記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並且結識那裏的能工巧匠，拜他們為師。在馬路上、電車裏，他都常常注意觀察人們穿的新穎服裝，並在小本子上畫下來，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積累著原始資料。在寫《巧裁縫》時，一聽說哪個服裝店有新發明、新創造，他便會跑去訪問、請教。把長袍改成中山裝的益大服裝店、把馬褂改成馬甲裙的洪興記服裝店，把2件雨衣改成5件兒童夾克的曙光童裝店，以及上海市鞋帽公司、上海市服裝用品工業公司等等，都曾是他拜師求教的地方。能工巧匠們為了改造一件舊衣服、創造一種新服裝排料法，常常設計、修改幾十次。這些都令包昌法感動，他決心把他們推上銀幕。他還在飯裏自苦，茶裏自儉，從微薄的工資中擠出錢來購買服裝專業書刊和文學作品。經過日積月累，在他的小閣樓上，沿牆一側漸漸放滿了書刊。所以有人說：“包老師這裏已經成為一個小型服裝圖書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