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許達昌等為代表的紅幫人緊緊把握住了香港初露端倪的商機，香港製衣業則迎來了“培羅蒙”這樣的主力軍。香港的製衣業，正是由許達昌等人導開先路展翅起飛的。
據香港服裝業總工會提供的資料，1950年，全港有製衣機構41家，製衣企業雇員為1944人，1955年增至99家，1960年增至970家，雇員增至51981人，1965年增至1510家（12）。像當年在上海一樣，紅幫人成為香港製衣業的開拓者，成為香港工業革命的一支主力軍，香港製衣業因此而迅速起步並發展。
自20世紀中葉開始，服裝貿易已成為香港向世界拓展的重要渠道，東南亞諸國、日、英、美、德、加和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已成為香港服裝的主要市場。其中外銷的西服主要是紅幫產品。自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的製造業取代了轉口貿易業的主導地位，製衣業占整個製造業的三分之一。從生產、經營理念到經營方式全麵進入世界時裝大都會的行列，“香港製造”成為設計時尚、品質優良、價格適宜的標誌。70年代初，成衣出口值已達到43億，80年代進入黃金時期，出口總值躍居世界成衣出口之首，1990年，出口總值超過了100億元。其中美國一直是香港服裝的主要出口國，1960年出口美國的服裝已占香港服裝出口總數的31％，1985年增至55.2％。（13）所以，陳瑞球在《香港服裝史·序言》中說：“製衣，替本港工業創造了奇跡。”更有學者斷言：“香港之所以能變成巨大的製造業中心，是因為1949年從上海移入的工業家之故。”（14）紅幫人是這些“工業家”中的一個頗有影響的群體，許達昌是這一群體中一位傑出的代表。《香港服裝史》亦明確指出：“香港西裝與意大利西裝同被譽為國際風格和最精美的成衣，全因香港擁有一批手工精細的上海裁縫師傅。”所謂“上海裁縫師傅”，其主體就是眾多如許達昌這樣擁有高超的技術水平的紅幫師傅。對此，鳳三的《上海閑話》是說得很清楚的：“在舊日上海，男子西裝裁縫稱‘紅幫裁縫’，以寧波人最占勢力。目前香港的‘上海西服店’亦俱寧波人開設，一級、二級用上海裁縫無疑，即寧波裁縫。”
許達昌到香港後，先在思豪酒店二樓設立“培羅蒙”營業場所，工場設在北角七姐妹道，後搬到雪廠街太子大廈太子行發展，後又遷到遮打道的於仁行，最後落腳在皇後大道的嘉軒廣場。幾次搬遷，選擇的都是寸土寸金地段。
這是許達昌經營生意的一貫謀略。在上海時，他就不惜重金為成就“西服王子”而營造經營環境；到了香港，同樣以其較強的實力打造環境優勢作為招徠顧客的手段之一。
初到香港的“培羅蒙”，在經曆了10年左右的艱苦創業階段後，於20世紀60年代迎來了手工裁縫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既是服裝貿易繁榮時期，各紅幫服裝公司通過外貿與世界服裝市場建立了廣泛的聯係，真可謂“生意興隆通四海”；又因為正值“越戰”時期，美國戰艦頻繁停留香港，大批美國水兵看中香港低廉的物價，於是為美國水兵做西裝成了紅幫裁縫一宗大業務；同時，香港洋服也興起做“帶貨”。所謂帶貨，就是替來港的各國政要、文體明星及商人縫製高級西服，成衣後，或郵寄，或托人捎帶，故名之。這些帶貨必須嚴格按照顧客的要求定做，有的根據顧客寄來的照片和尺碼縫製，要求縫製精細。
在香港的紅幫服裝名店“堅持高品質及獨特的個性化設計，並以快速的交貨期為顧客服務”。（15）因此被購物者視為“個性化定製的天堂”（16），澳大利亞《金融》雜誌認為紅幫服裝店是“香港最好的裁縫店”（17），而“培羅蒙”則被海外媒體讚為“最正宗的上海招牌”。香港“培羅蒙”的客戶中，名流如雲：包玉剛是“培羅蒙”到香港後最初的客戶之一，每逢出埠做生意，他都會提前2個月來定做西服；邵逸夫是“培羅蒙”的長期客戶，與他同來的還有利國偉、許世勳、李文正等；亞洲首富李嘉誠做西服，“培羅蒙”則派師傅上門服務；還有董建華父親董浩雲、榮毅仁父子、美國總統克林頓……“培羅蒙”成了超級富豪和名流們的專門服裝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