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香港：許達昌將“培羅蒙”推向世界服裝舞台
“培羅蒙”在上海經營了將近30年後，於1948年，許達昌帶著“培羅蒙”的幾位師傅悄悄地來到香港，同樣以他獨到的眼光，相中了一塊黃金寶地，開設了香港培羅蒙公司。這家公司在許達昌的努力下很快成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
許達昌將“培羅蒙”遷移到香港，這是一次頗具發展謀略的戰略性遷移。（8）
第一，20世紀40年代末，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新中國即將成立。此前，曆經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國經濟蕭條，百廢待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以艱苦奮鬥為基本生活準則，時裝市場尚待培育。
第二，西裝麵料比較講究，一般以進口為多；縫製過程中有很多環節需要手工操作，甚至全部純手工製作，因此，成本較高。而且“培羅蒙”服務對象中有不少人在20世紀40年代末已經或準備移居香港等地。所以“培羅蒙”的遷徙是有必要的。
第三，在國人對西服需求量大幅度減少的同時，中山裝卻因其用料隨意、設計更符合國人的文化心理、成本較低等原因而得到了大普及大提高。當時全國城鎮中，廣大人民群眾、幹部、知識分子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和條件，選擇各種各樣的布料做成中山裝及其演繹出來的軍裝、學生裝、職業製服等。
尤其是紅幫裁縫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製作了中山裝以後，中山裝更是風行全國。不少紅幫服裝店在做西裝的同時，也做中山裝等其他服裝，而且製作中山裝成了紅幫在這一曆史時期的主要工作。
許達昌和紅幫裁縫們之所以選擇到香港重新開創事業，還有另外一些深謀遠慮。
首先，香港具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它北連中國大陸，南鄰東南亞，東瀕太平洋，西通印度洋。對內，香港背靠大陸，水陸交通十分便捷，易於得到內地人力、物力的支持。對外，香港處於亞太地區交通要衝，為東西半球及南北交往的交彙點。是歐洲、非洲和南亞通往東南亞的航運要道，又是美洲與東南亞之間的重要中轉港，是歐美、東南亞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也是國際經濟與中國內地聯係的重要橋梁。
第二，香港具有特殊的經商條件。盡管香港是一彈丸之地，缺乏資源，但它有著特殊的經商條件。1841年英軍強占香港後，同年就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允許各國商船自由進出，並在島上開辟商業區讓各國商人自由貿易，1843年，香港就有18間大商行與數十家小洋行從事轉口貿易。
第三，香港工商業發展具有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20世紀40年代以前，香港幾無工業可言。1934年，港島與九龍共有小型工廠419家，總資本約5100萬港元（9）。其中製衣業隻有幾家“家庭式的山寨廠”生產童裝、妹裙。其工商業的發展水平遠不及上海，甚至落後於廣州、武漢等內地城市。“二戰”中，香港經濟更是遭受了嚴重損失，戰前建立起來的工業大部分被日軍破壞，外貿基本處於停頓狀態，港人紛紛逃離香港，人口從戰前的160多萬急劇降為60萬，致使香港資金、勞力奇缺，經濟蕭條。“二戰”後，香港利用自己的港口優勢，以外貿和航運為主業，大力發展轉口貿易。到1947年，全港登記注冊的工廠竟達972家（10），比30年代增加了兩倍多，香港經濟處在全麵恢複、迅速發展階段。
許達昌明白香港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經商條件，也看到了戰後香港無限的商機和發展的空間，於是，他作出理性的選擇：以香港為陣地，以服裝貿易為手段，建立麵向世界的大市場。
著名寧波幫企業家王寬成說：“搞經濟必須有政治頭腦，就是說，要胸懷全局，要有戰略思想、長遠眼光，隨時要耳聽六路，眼觀八方，善於適應各方麵的變化，大膽果斷地捕捉戰機，把握機遇。”（11）這段話是對移師香港的包括許達昌在內的紅幫人士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