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招攬人才，培育高徒。
在“培羅蒙”，如許達昌般擁有高超的工藝技術的服裝師傅不止他一個，這也是“培羅蒙”成功的法寶之一。許達昌深知商店要生存要發展，必須有幾個技術過硬的當家師傅。因此，自“培羅蒙”誕生起，他就在物色或培養服裝裁製高手，或者在上海同業中選擇人才，以充實“培羅蒙”的力量。如陳阿根師傅，因其手藝好，許達昌就用高薪將其請進了“培羅蒙”。或者從外地，如哈爾濱等紅幫裁縫雲集的名城引進人才，他曾引進了在哈爾濱有“四大名旦”之稱的西服技師。或者自己培養：“培羅蒙先生”戴祖貽是許達昌的第一個徒弟，被許達昌委以重任，終於為“培羅蒙”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蔣家埜18歲跟隨許達昌去香港，心無旁騖，一直做到退休，被香港媒體譽為“裁神”。
正因為許達昌深知用人之道，使“培羅蒙”精英薈萃，人才濟濟。當時的“培羅蒙”，不僅擁有號稱上海西服業“四大名旦”的王阿福、沈錫海、鮑昌海、莊誌龍等工藝技師，還擁有“四小旦”方阿土、吳德才、陳阿根、阿陽等上等技師，這些人個個身懷一技之長，能夠獨當一麵，對各種禮服、大衣、馬褲的製作都不在話下。譬如一般西服店難以製作的馬褲，在“培羅蒙”卻是一大優勢，戴祖貽在許達昌的指導下，成了裁製馬褲的高手，在當時的上海服裝界頗負盛名。
四是明確客戶定位。
“培羅蒙”的成功還與其準確定位客戶有直接關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尤其是南京路一帶，西服店號林立，競爭相當激烈。許達昌自創立“培羅蒙”開始，就高瞻遠矚，高起點，高要求，敢於承擔高風險，高壓力，將消費群體鎖定在上流社會，包括駐華洋人，軍政要員、商賈巨子、社會名流、文體明星等，他想借這些有錢有地位有影響的服務對象提高商號的知名度。這是一群要求苛刻的消費群體，所以，許達昌要在經營環境、材料、工藝、人才等方麵比其他普通商家付出更多努力，投入更多財力。正因為一切以“高”為準則，所以，“培羅蒙”的影響越來越大，店員的技術水準也越來越高，高層次的消費群體圈子越來越大。2008年戴祖貽在上海曾經自豪地告訴記者：“當年上海灘做西裝的，‘培羅蒙’、‘亨生’、‘啟發’、‘德昌’算‘top’（頭挑），南京路上還有六大裁縫店，叫‘王興昌’、‘榮昌祥’、‘裕昌祥’、‘王順泰’、‘王榮康’、‘彙利’。如今，就剩‘培羅蒙’一家了……”（7）這正是許達昌高瞻遠矚的成果。
“培羅蒙”就是這樣，以獨到的眼光確定自己的消費群體。在上海時，有一次“電影皇後”胡蝶的丈夫潘有聲來“培羅蒙”做西裝，穿後感到非常滿意，於是又介紹《中華日報》的經理林柏生也到店裏做衣服，也非常滿意，口碑相傳，生意越來越好。後由林柏生介紹到店裏來的客人中有許多國民黨的要人，如何應欽、宋子文、閻錫山、桂永清、張治中、蔣廷黻、張群等等。後來因為時任外交部長張群的關係，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國人員的一切行裝，都由“培羅蒙”承包；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李少春也是上海“培羅蒙”的常客。
給這些高層人物做衣服，無形之中增加了許多壓力，但許達昌卻將壓力化為動力，敦促員工不斷地學習先進工藝技術，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和能力，以客戶滿意為絕對的最高標準，樹立“培羅蒙”的形象，創出“培羅蒙”的牌子。
許達昌確有善於經營的精明頭腦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融入國際時尚風潮，在這一大舞台中，許達昌精心打造經營環境，不拘一格選用人才、培育人才，以高質量、高水平，確保得到高層次客戶的長期青睞；由於許達昌精明的經營，“培羅蒙”以製作英式紳士西服、摩根禮服、燕尾服、晚禮服、騎士獵裝、馬褲等西式男裝為特色，在眾多中外同行中脫穎而出，成為西服定製的“頭牌名旦”，被人們稱為滬上“西服王子”。
許達昌造就了“西服王子”培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