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重要的一條，蘇州與上海及江南一帶不存在北方如火如荼地殺洋人、燒教堂、毀洋物等問題。這裏沒有以“反洋”、“滅洋”為宗旨的義和拳的社會基礎，地方督撫大吏也比較明智，故無立足之憂。
李來義當機立斷，搶先在望星橋西堍嚴衙前3號租了一開間門麵，開設了蘇州前所未有的西服店，取店號“李順昌”，以表與上海“鄔順昌”的承襲關係，也盼“順當”、“昌隆”。
公元1899年，即光緒二十五年，這是蘇州開創西服業的標誌性重要年份，也是江蘇省西服業起步之年。
蘇州城首家西服號脫穎而出，但店麵不起眼，洋人率多不信賴，何況他們人數還僅百數；國人雖眾，卻因循於長袍馬褂、旗袍披風；因而頭兩年“李順昌”生意清淡、門可羅雀。
迨至東吳大學堂開學，逐年招生擴大，師生員工數千；爾後，東吳附中、博習護士學校又相繼成立；天賜莊頭猗與盛哉！一派新風！漸次增多的洋人住久了要添新裝；他們屬下的華人教職員仿西俗定製洋裝為常服；莘莘學子大凡係富家之人，往往入學之初就定做洋裝數套，另外又有運動衣、童軍服等等。店鋪與學堂貼鄰，況且是先期誕生，這種親鄰因素，就使店鋪自然而然成了學堂的“特約供應商”。李順昌一馬當先，生意興隆，應接不暇；禮聘上海技師多名來店協助，不斷擴大經營容量。不多年，除老字號以精品標榜的“李順昌”外，陸續聞風而至開張的店有“陸湘記”、“新華”、“新利”、“星星”等等，天賜莊一帶成了蘇州的西服業起始的集中地段。
李來義除確保產品質量、道道工序一絲不苟外，也著重傳媒宣傳，在當地報紙和《東吳大學年刊》上長期刊登大幅中英文對照的廣告。他展開“鄉情”攻勢，對在蘇的同鄉加強聯係、密切交往，通過他們再擴大業務。1918年東吳大學在校的寧波各縣的學生，由朱元鼎、夏憲諏、談家楨等發起組織了校內的“寧波同鄉會（Ning Po Club）”，會員40餘人。毋庸置疑，他們不僅都是李順昌的鐵杆老主顧，也還是積極的義務推銷員。李來義經營有方，業務蒸蒸日上，營業額與名聲在蘇州同業中始終獨占鼇頭。
三、輻射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軍興，3次曆史性大浪潮，排山倒海地連續對舊勢力衝擊掃蕩；社會經濟、民生風尚由之出現劃時代的進展。近百年間末遭戰亂破壞被稱為“福地”的蘇州在這種形勢下更是百業興旺，而政府行為中山裝的推行，使從無到有不斷壯大的西服業有突飛猛進如虎添翼之勢；蘇州於是成了江南僅次於上海的西服大賣場。李來義隻身闖蘇州，創業30年，店鋪財源滾滾，家庭人丁蕃盛。
李來義生了4個兒子。按家鄉老傳統，孩子讀幾年書粗識文字，便去學生意。李來義看到西服業方興未艾前途廣闊，讓他們子承父業學紅幫裁縫技藝。為了從嚴要求，安排兒子去上海等地別的店號拜師受訓、多方曆練。轉眼間，子輩相繼出道，寧波人固有的開拓性基因在他們體內每一個細胞中騷動，不安於室了。他們目光不盯牢眼前的飯碗，不盯牢上輩的家當，而放眼蒼溟，搏擊長空，強爺勝祖，各顯神通。
4個兒子，振翅高飛，但並非是“各自東西”；實在乃老謀深算父親指導下的“謀略全局、分兵出擊”，其目的是“開墾寧、揚，充實蘇州；鼎足而三，控領江蘇”。
長子李宗標閱曆較深，1926年帶著83塊銀元進軍六朝古都江蘇省會的南京開張西服店，襲用在蘇南已享盛譽的“李順昌”店號。翌年，國民政府定都金陵（今南京），軍政各界冠蓋雲集，外國使館與教會事業洋人湧至，石頭城裏西（軍）服業驟然升溫，李宗標欣逢其時，春風得意。1929年上海某銀行又給予貸款2萬銀元，錦上添花，李宗標在新興地段鼓樓建造新址，六開間門麵，氣派特大，在南京西服業中首屈一指。後來承接軍政學界製服，雇工盈百，仍應承不了慕名而至的大宗客戶，他便與小店號掛鉤合約，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外發加工”以救眉急；後來演變成常年如此。此種憑借自己的商譽可無限地擴大營業而自己不用增建工場、不需擴招員工的“外發加工”經營模式，在同業中李宗標是第一人；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出“貼牌銷售”聯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