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留上海的洋人人數急速增長，洋服需求量直線上升。且辛亥革命前二三十年間，國人中的革命誌士、留學生、外商企業的高級職員、文藝界名流、富家子弟等，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上海，“洋裝熱”已顯端倪；洋人開的洋裝店應時而興。寧波地區做傳統服裝的裁縫早已是頗有名氣的一支大軍，謀生來上海者亦不在少數，挾包袱登洋船替水手修補破舊，久之從而弄懂洋服的剪裁與縫製，自學成才，無師自通，進而轉行也開洋服店。也有在國內外的洋人店鋪做夥計學得技藝後獨立營生的。如此這般，就形成了一支基本上由寧波人擔當製作洋服的前所未有的隊伍。最早來中國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與荷蘭人，明清之際民間稱之為“紅毛番”，以後對歐美人也泛稱為“紅毛番”，因而凡製作“紅毛番”款式的中國裁縫群體就得了“紅幫裁縫”稱謂，以別於做傳統直筒式袍褂的“本幫裁縫”。清中期以後，“紅毛番”這詞彙逐漸改稱為“洋人”，他們的服式也就被稱作“洋裝”、“西裝”、“西服”。國人開設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有資料說是在1871年（《寧波幫與中國近現代服裝業》第19頁）。
在漸次增多的國人創辦的西服店中，奉化人江良通、江良達兄弟於1896年設立的“和昌號”後來居上，通曉英語的接班人江輔臣承接了租界當局員工的常年服裝，又被推舉為同業公會會長，“和昌號”遂成上海名氣最響的西服店。
二、新地
紅幫裁縫在上海因地因時而興，亦隨時局變化而有起伏。太平軍、小刀會活動期間，業務委頓一時。接著“同光中興”，各業日見昌盛。
寧波府奉化縣鄉間有個孩童李來義，在親友援引下來到上海，即時進“鄔順昌”西服店當了學徒。他機靈、勤奮，深得店主看重，著意培養。20歲光景“出道”，且成了店主的東床快婿。他看到上海西服店已非稀罕，與其在一隻鍋裏爭飯吃，不如另辟新地吃滿桌。憑借勤學苦練得來的技藝，為了施展一己的抱負，他不願吃現成的安逸飯，要學前輩“闖碼頭”、“打天下”。他的目光瞄準了毗鄰上海紳衿聚居商賈雲集而尚無西服店的蘇州。於是隻身乘坐快班航船以一日之程到達古城，作一番“可行性”調研。
寧波人早早就活躍在“天下一等繁華之地”的蘇州商貿界了。創建於雍正年間的“浙寧會館”矗立在熱鬧的閶門外南濠街上。賓至如歸，李來義食宿於斯，在同鄉們的幫助下獲取了大量信息。
蘇州富紳大賈雖眾，然率皆囿於傳統，對洋人服飾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當地這種普遍性的守舊心理，對西服業的開拓無疑是個攔路虎。然而李來義卻也看到地平線上的曙光，深信麗日中天必會來臨。
他了解到，對他的開拓性事業起決定性的有利條件真還不少：
1883年，美國基督教監理公會在蘇州城內東南隅的天賜莊創立了當時在華設施最好的醫院之一——博習醫院。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蘇州開埠。兩年後於城外東南片的青暘地開辟了日租界及公共租界（亦稱公共通商場）。
美國基督教監理公會正籌備在天賜莊建立蘇州第一所大學堂——東吳大學堂，定於1901年開學。
天賜莊監理公會此前已建造了他們布道禮拜的聖約翰教堂，青暘地租界的信徒們都可就近過覓渡橋進葑門來此聚會。
天賜莊為葑門城內望星橋以東直抵城牆根的地塊，南宋初，皇帝賜予功臣韓世忠為莊園，故得名；清晚期已淪為荒灘、菜地、殯舍之區。這塊地價至廉之區，洋人便落腳生根開創他們的教會事業，雖尚係初創階段，而發展前途已顯端倪；天賜莊不僅是蘇州洋人聚集淵藪，還將是西方文化在蘇州的傳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