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東、周永昇，合資開設彙利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775號；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於廣西北路346號；
王繼陶，開設彙豐西服號於靜安寺路429號；
孫永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於貴州路；
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號於南京路957號；
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號於重慶路。
王才運的“榮昌祥”和他的門生所開的服裝商店，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幾乎壟斷了南京路上蓬勃發展的西服業，一時間，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業一條街。這些企業大部分成為上海的名牌商店，對南京路上的繁榮，中國西服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王才運實為上海西服業界的領軍人物。
作為上海西服業界的領軍人物，不言而喻，王才運在中國服飾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是有著卓越貢獻的。
就微觀而言，“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無論在經營方式、經營範圍、人才培養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王才運實施的工貿合一、服飾搭配的多種經營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服裝現代化經營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他堅持紮實漸進和量才錄用的原則，在注重實踐教育的同時還有意引入文化教育，這不僅改革了傳統服裝行業承傳方式，也為現代服裝職業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導開了先路。
就宏觀而言，王才運從事服裝事業正是20世紀一二十年代，恰逢中國近代服裝大變革時期，在革命先行者們的倡導下，王才運和紅幫先輩們一起適時抓住曆史機遇，積極引進西服，改造西服，推廣西服。與此同時，在西服和日本新服裝啟迪下，積極創製了中國自己的新服裝——中山裝，中山裝經中山先生等革命人士倡導後，與紅幫裁縫共同謀構，由王才運等紅幫裁縫製作完成並積極推廣這一由中國人創造的典型的中國現代服裝。在革命先行者倡導下，在王才運等紅幫裁縫共同努力下，中國服裝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曆經幾千年的服飾等級製度在中國徹底消亡；西方服飾文化理念和技術在中國得以進一步發展；中國服飾文化與世界服飾文化開始接軌。
總之，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服飾從製度上、理念上、技術上、經營上、人才培養和職業教育上，全麵踏上了通往現代化之路。王才運和紅幫裁縫們在這一條大道上留下了一個個堅實的腳印。
二、名副其實的模範商人
王才運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模範商人。
在商言商，商人逐利，這本是商人的普遍心態。當然，在傳統的商業道德中，商人取利要以“義”為準則，所謂“君子之財，取之有道”，“不取不義之財”。
在近代中國的商界，商人們在繼承傳統商業道德和倫理規範的同時，還懷著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懷。這是因為，一方麵，中國主權不斷淪喪，領土完整被破壞，關稅自主被侵蝕，司法獨立遭踐踏，國家地位日益沉淪；另一方麵，隨著“西風東漸”，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不斷加深，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近代商人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步萌芽和發展，振興民族經濟，實業救國，成了這一代商人追求的目標。一種強烈的捍衛國家權利的意識在這一特殊的時代裏逐漸在商人心中萌發：20世紀初年興起的收回利權運動、抵製美貨運動，均可視為商人捍衛國家權益的實踐。而後來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更見證了愛國商人在保衛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利益中的積極性和堅定性。王才運作為上海南京路商界的代表人物，他以捍衛國家主權為大義，以維護民族利益為準繩，在這一係列的鬥爭中起到了模範的作用。
南京路，舊稱大馬路，自上海開埠以來，南京路上高樓聳立，店肆密布，成了上海商業中心區域，全市最繁華的地方，也是華人商店與紅幫裁縫店密集之處。南京路作為上海商業街區的象征，是“五四運動”在上海的集中表現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南京路商界代表王才運帶領各商號與學界采取配合行動，打出“不除賣國賊不開門”、“不除賣國賊不開市”的旗號，首先停業、罷市。南京路為上海市第一商業街區，其罷市具有重大的影響。於是，上海商人相繼罷市。在這次罷市過程中，王才運日夜奔走聯絡，備受租界當局的注意和幹涉。租界當局幹擾商人罷市，要求他們營業，於是，在王才運等人策劃下，南京路約150餘戶商鋪，議定采取迂回策略，以商家內部事物調整為理由繼續罷市，將其前幾日張貼的“不除賣國賊不開門”、“不除賣國賊不開市”等標語，改換為“召盤”、“清理賬目”、“閉歇”等語（5），繼續進行鬥爭。罷市7日，一直堅持到北洋政府將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賊罷免，上海商人罷市才結束，南京路商鋪亦相繼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