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及商人罷市運動的勝利，一方麵大長了國人和商界之氣，引發了更為高昂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麵，也促使國人更加積極地去關注現實問題。在中外頻繁貿易中，我國商業與西方比較，相形見絀，如何謀略自救之策，如何改良出口商品，如何組織商店革新，如何靈活營銷，如何集中各商號力量一致對外等等，這些問題擺在人們的麵前。再加上在這次罷市鬥爭中，南京路“各店同人，以向無商店聯絡之機關，偶遭事故，難通聲氣，頗感不便，奔相探詢，又無所適從”（6），因此，王才運等人萌發了組織各路商店聯合會的想法。
直接促成南京路商聯會組織成立的應該是“房捐”事件。1919年7月份，工部局增加房捐，由12％調至14％，上海商民群起而反對。在看到五馬路“同芳居”、河南路“裕昌”等店號，都因為拒交房捐而被拍賣商品後，南京路商界中的堅定分子王才運、餘華龍、王廉方等人十分憤怒，也更加增強了他們要團結中、小商人的意願，均認為各商號必須聯合起來，盡快建立一個組織。在他們的努力下，終於於9月20日，借用福源裏報界聯合會的會址，召集全路店鋪代表，召開會員大會，通過商聯會章程，定名為“南京路商界聯合會”，票選王才運為正會長，陳勵青、周憲章為副會長，初定會所於大慶裏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俱樂部，擇期召開成立大會。
南京路商聯會成立之前，雖然也有少數以馬路、街區為單位而組成的商業社團，但均影響不大。由於南京路在上海的影響和號召力，所以，南京路商聯會“執各路商聯會之牛耳，為海上獨一無二之純粹商人團體”，並且，“其辦事人員皆一時之選”（7）。此後，上海各馬路紛起效仿，各路商聯會相繼成立（8）。
“商聯會”成立之後，基本上克服了各馬路地域內各業中小商人的渙散局麵，但各路“商聯會”仍自成體係，如一盤散沙，一個聯合各馬路“商聯會”的“商聯總會”已是呼之欲出，“以對外不可無統率機關，對內不可無集權樞紐”（9），於是，“各路商界外順世界之潮流，內悟散沙之非計，結合團體，先後組成商界聯合會者有二十餘路之多，又懼其各自為政，漫無統係也，於是有各路商界聯合總會之組織”（10），1919年10月26日，各路商聯會代表舉行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成立大會，“商總聯會”終於宣告正式成立。王才運作為南京路商聯會的代表，出任商總聯會的副會長。商總聯會的成立既鞏固了已有的“商聯會”組織，又將推動該組織在各馬路等商業街區的進一步普及，至此上海商界終於有了自己的組織和帶頭人。
在1919年11月製定的商會章程及組織規則中，南京路商聯會明確提出以“團結團體、群策群力、維持公益、提倡國貨”為宗旨，設有正副會長及正副評議長，並下設幹事部與評議部分理會務，幹事部下又分設了文牘科、會計科、交際科、調查科眾多名目。但以實際情況看來，會務基本屬於會長負責製（11）。南京路商聯會曆任七屆會長全部為浙江人士，其中寧波籍5人（王才運、鄔挺生、方椒伯、餘華龍、王廉方），餘姚（徐乾麟）、餘杭（張子廉）各1人。
而5名寧波人中，紅幫裁縫占了2名，可見紅幫裁縫在上海南京路商聯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