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良通招收的人大多來自家鄉前江村，且都有點沾親帶故。他深知“功以才成、業由才廣”的道理，不管親與不親，同等對待，從嚴管教。所有學徒，都要到工場實習一段時間，在學會服裝結構、裁剪技術和縫紉手藝後，再視其品行和特長量才選用，有的到櫃鋪當夥計，有的到工場做技工。在工場做工，還要再拜師，按製衣工序，一道一道學藝。到櫃鋪工作，必須學會量身、算賬、接待等本事。
隨著店鋪規模的擴大和店員人數的增加，原有的小店鋪已經不能適應。
而要在北四川路找到更好更大的店鋪卻很不容易。江良通經過考察後，決定把西服店搬遷到靜安寺路407號（今南京西路）。靜安寺路於清同治元年（1862），由英租界當局越界修築，亦稱湧泉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靜安寺路劃入公共租界，商店相繼出現。江良通應該是在此間遷店落戶，屬於靜安寺路上較早的一批商家之一。一份“和昌號”“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整理委員會會員登記證”的登記信息顯示：位於“靜安寺路407號”的“和昌號”，當時的經理已是“江輔臣”，資本為“六百萬元”，職員“9人”，職工“3人”，登記年月為“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是年，江輔臣47歲。從此份原始檔案看，當時的“和昌號”已經是有所衰微的了。民國34年（1945），正是抗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經過戰亂動蕩的店鋪，還能保留一定的經營能力實是難能可貴。
其實，19世紀末20世紀初，“和昌號”是以技工多、技藝好而著稱於滬的。
當時的“和昌號”已經初具規模，一樓前半間為鋪麵，用於與客戶談生意、算賬交付；後半間為成衣庫和量身定衣之處。二樓是工場間，辟有裁剪間、熨燙間和配料間；另有閣樓供店員住宿。光緒三十四年（1908），英商開辟有軌電車線路從靜安寺經外灘，折向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電車開通，交通便捷，因此靜安寺路人氣日旺，店鋪日增，商業、娛樂業迅速發展起來。
江良通的“和昌號”處於興盛發展階段。
紅幫裁縫中無論是張尚義家族還是上海的江良通、王才運家族，他們的事業之所以能興旺發達，其原因不外乎“天時、地利、人和”。天時——近代中國出現通商口岸，洋人雲集，西風東漸，中國流行西服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地利——上海、青島、大連等地瀕臨海港，交通發達，經濟繁榮，給西服業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和——一方麵西服流行已有成千上萬的受眾，另一方麵，從事西服業的多數是社會底層出身的農民，他們既有勞動人民吃苦耐勞、誠實守信等優良品質，又有生意人敢拚敢闖的冒險精神，他們在生意場上無往而不利。
三、子承父業，生意興旺
裁縫在封建社會一直被視為鄙陋薄技，為富貴者不屑。窮苦農家子弟因為生活無著不得已去學裁縫手藝。裁縫雖是社會底層的一種職業，但好歹也是謀生之道，俗語說得好，“積財萬千，不如一技在身”，江良通當屬此種情況。
江良通雖然是商人，但本質上是一個農民。他從農村走向城市，通過努力積累了一定財富，在城市站住腳跟之後，他十分渴求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
在他內心深處掩藏著一種深刻的自卑感。沒有資料顯示江良通受過正規學校教育，估計是家境貧寒未能接受教育。這使得他在學藝和創業階段吃盡了苦頭。
江良通認識到自身在文化修養方麵的缺陷，也認識到要發展事業，必須讓後輩繼承自己的事業，這種認識是刻骨銘心的。因此他很注重培養孩子，願意花費辛苦賺來的錢供孩子去讀書，而且是讀洋學堂。他把希望寄托於後輩，希望通過後輩讀書和創業在社會上謀得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