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他不但在學術事業中卓有成就，而且參政、議政，在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中也寫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國共兩黨分裂後，身為自由主義者何去何從？蔣介石力圖把胡適等人吸納到他的政府中去。作為胡適摯友的傅斯年做出一個判斷：“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須受到獨立力量的監督。這既是他吸收的現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經驗的總結。
傅斯年辦報是從新文化運動中辦《新潮》開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懷著“所想所學，不致枉費”的願望，決心“嚐試一回”，結果辦出一份僅次於《新青年》的優秀刊物。而這次嚐試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傑出人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支持。
這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們盡管一再受挫，但辦報辦刊的夢想卻始終沒有放棄。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適等人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籌辦之初，他和胡適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的5%捐款，幾個月內籌得4205元，就把這份周刊辦起來了。而且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間，胡適他們辦《努力周報》，用的也是這個辦法。《獨立評論》出版244期，發表1309篇文章，涉及對日方針，訓政還是憲政，民主還是獨裁，民族自省，如何統一等等外交、內政等領域的重大問題。不論他們的意見是否正確，但他們確實無所顧忌地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
以傅斯年來說，1932年，他直截了當地發表言論：“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漢民）、曰汪（精衛）、曰蔣（介石）……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誌有強力……然而說汪先生之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所應有的。”這等於指斥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領袖。汪、蔣雖然沒有因此迫害他，卻不能虛心受教，埋下了他們後來或覆沒或失敗的禍根。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後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谘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在參與這些機構的活動中，傅斯年不願像禦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那些腐敗官員，特別是不顧蔣介石的關照，持續炮轟孔祥熙、宋子文，先後將這兩位行政院長趕下台，成了名副其實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與報刊結合中顯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難找到一些骨鯁之士，但他們的命運如何，就與當時的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了。民國時期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所以能夠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重要原因是當時以《大公報》、《獨立評論》和《觀察》等為代表的獨立報刊堅定不移履行傳媒的職責，拒絕同流合汙，他們的聲音也因通過現代傳媒廣泛傳播而廣為人知；其次是國際輿論頻頻施壓，特別是國民政府的主要盟國——美國對其腐敗和專製統治的不滿日益增長。執政的國民黨雖然專製，還是不能不考慮利害得失，努力爭取這些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與自己合作。
可是，在當時那樣的專製製度下，輿論的壓力又是有限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胡適及其周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再辦報刊議論時政，留下不少抨擊專製、腐敗和推進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統治者對這些諍言有時不得不聽，有時不但不聽還視若寇仇，而總的說來還是無視民意的情況居多。因此，他們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傳承的文本，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當時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局而言，依然無補費精神！
“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傅斯年這句話是1947年說的。而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再次選擇武力統一全國，除了依順自己的政黨和報刊外，不準走組黨和辦報的極端道路。最終的結果是，傅斯年卷起包袱離開了大陸。
“五四運動”總指揮
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傅斯年為主任編輯的《新潮》，是僅次於《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後來，胡適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麵，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這裏也許體現著胡適對《新青年》主將陳獨秀思想容易波動、有時沒有深思熟慮、缺乏前後一貫性的不滿，但確實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從1918年1月發表《文學革新申義》支持文學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後在《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和《新潮》上發表了文章和新詩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紀思想文化，向往社會主義，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運動自然不能不讀讀傅斯年的有關著作，而在“五四”愛國大遊行中，舉著大旗走在北大隊伍最前列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