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還從“移人情”這一文學的根本功能的角度分析歐化白話文的必要性。他認為，文學的職業，隻是普通的“移人情”，文學的根本，隻是“人化”。按照這一觀點，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舊文學是不足以借鑒的，隻有文藝複興以後體現人文主義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學才符合“人化”的這一標準。中國文學隻要效法西方近代文學，受它的感化與影響，也一定能達到“人化”的境界。由此傅斯年提出了“人化”即“歐化”，“歐化”即“人化”的觀點，這種全盤歐化的觀點，顯示了傅斯年注重文學的思想性，主張文學應反映、表現人性，是人的文學、人化的文學，已經包含著“文學即人學”這一根本的文學觀。
《怎樣做白話文》提出的創作白話文的兩條憑藉，無論在當時和後來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十幾年後，胡適在綜述中國新文學的成績時曾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是白話文建設中提出的“兩條最重要的修正案”。並為此論述到：“近年白話文學的傾向是一麵大膽的歐化，一麵又大膽地方言化，就使白話文更豐富了。傅先生指出的兩個方向，可以說是都開始實現了。”
（三）關於漢語改用拚音文字的觀點。廢文言、興白話的白話文運動興起之後，表現文言的中國漢字的存廢便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雖然新文化論者一般都讚成廢漢字而行用拚音文化，但如何具體處理，陳獨秀、胡適等自認為是：“言語學的門外漢，不配說話了。”因此能夠係統論述漢字拚音化問題的，隻有傅斯年《漢語改用拚音文字的初步談》。
文字是語言的工具和載體，傅斯年首先從工具應力求簡便的角度分析了“漢字當廢”的道理。中國的文字，字數雖少，卻是個個獨立，所以學習中國漢字，隻能一個個去記憶、去掌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識的詞彙，因而應當廢除而行用拚音文字。但同時傅斯年又極力反對當時許多人主張的引進外國語作中國的語言。這樣他便把全力注重在漢語上，給漢語造一個拚音文字。他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漢語雖是單節，卻不是純粹單音了，這樣就可以“拿詞（word）做單位，不拿字（charactor）或音（syllable）做單位”。漢字裏可以廢除單音，拚音文字施行的困難就去了一大半。
在闡述了漢語應當而且可能改用拚音文字之後，他又就製作拚音文字的基本規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第一是字母選用問題，因為羅馬字母在世界上影響最大，傅斯年主張選用羅馬字母。但中國漢語的聲韻比羅馬音多，羅馬字母是不夠代表漢音的，對羅馬字母還須加以變通，不能照搬，由此他提出了具體製作的幾條原則。
第二是字音選定問題，拚音文字應該選用“藍青官話”的字音，因為它已經占了統一的國語的地位。
第三是文字結構的問題，這是製作拚音文字的重點和難點，傅斯年就此提出了幾項原則：①在具體和抽象名詞、形容詞、代名詞、動詞、位詞、介詞、感歎詞中，凡一個以上的漢字，聯合起來作為一個詞時，拚音文字即認為是一字；②數詞的離合在德文裏有固定的規律，但沒有限定的次數，傅斯年認為應當仿效德文，無論若幹數詞，隻是表明一個數，都應當連接成一字；③汲取英語的經驗，一切的語首根（prefix）和語後根（suffix）皆不獨立；④力避革音字，努力多造二音以上的字。
（四）關於白話文學與心理改革相聯係的觀點。“五四”時期，我國正處於急劇變化的大動蕩時代，新思潮如洶湧的波濤衝擊著文化思想界，出現了我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要表現新思想，反映新時代，歌頌新生活，那些陳舊的僵死的文言、八股、駢體格律等形式，已經成了嚴重的桎梏，不徹底打破舊形式，不僅影響著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而且阻礙著解放思想的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雖然胡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的發難宣言中都曾觸及到文學內容和文學形式兩方麵的革新問題，但新文學運動中最先受關注和關心的還是語言的形式問題，所以便有了從“文的形式”入手進行文學革命的白話文運動，這是符合“五四”新文學運動特定曆史條件的。傅斯年前期所關心的，也還主要是文學的語言形式的革新，如文言合一問題，做白話文問題，漢語拚音化問題，無不是強調語言形式的改革。但是隨著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在文學革命中也出現了一種片麵熱衷於語言形式改革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思想內容革命的偏向。這引起了傅斯年的關注和憂慮：“覺得這白話文學的主義，不久定要風行，然而這白話文學主義的真價值，或者為著速效弄糟了，這真可慮的很。”1919年3月，周作人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思想革命》一文，對文學的內容革命與形式變革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具體的論述，明確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傅斯年受這篇文章的感動與啟發而發表了《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全麵闡發了他對文學革命中應當重視內容改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