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文言合一”的觀點。“文言合一”是白話文運動中的根本主張。但在這一根本主張下如何“廢文言而用白話”，實現文言合一，新文學革命論者意見是不一致的。胡適主張白話文學“不避俗字俗語”。錢玄同則讚成“純為白描，不用一典”，主張“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劉半農的見解也許更正確一些，他認為文言白話各有所長，不能偏廢，兩者應相互取長補短，“於文言一方麵，則力求其淺顯使與白話相近；於白話一方麵，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為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但劉半農的這一見解，隻是文章諸多觀點中的一個，匆促中並沒有展開具體的論述。受此啟發，傅斯年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於1918年2月《新青年》上發表了《文言合一草議》一文，就“文言合一”問題作了具體而詳盡的論述。在這篇文章裏，傅斯年首先闡述了自己關於“文言合一”的觀點，他認為不能把“文言合一”簡單地理解為廢文言而用白話。原因在於，文言盡管有種種缺點，但畢竟曆經二千年的發展進化，內容豐富；而白話雖行於當世，但內容貧乏，表達力弱。正因為文言白話各有自己的優缺點，所以對文言不能全盤拋棄，而應揚棄。用白話也不是照搬當時的口語，而應加以改進。“文言合一”應該是“以白話為本，而取文詞所特有者，補苴罅漏，以成統一之器”。這樣，取材於語言者，取其質，取其簡，取其切合人情，取其活潑饒有興趣。取材於文詞者，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詞剖析毫厘，取其靜狀充盈物量。
正確的原則是行動的基本保障，但僅僅停留在原則上是不夠的，傅斯年認為必須將這個原則劃為具體的方法與措施。他的具體觀點是：①語言中代名詞、介詞、位詞、感歎詞、助詞，應全取白話，如用“你”、“我”、“他”代替“吾”、“爾”、“汝”、“若”，用“拉”、“了”、“麽”、“呀”代替“焉”、“哉”、“乎”、“也”，用“哀呀”代替“嗚呼”等，就顯然親切而容易理解。②白話的不足，在於名詞和形容詞的貧乏與直樸，而文言中的此類詞，往往具有審美的價值和“畫龍點睛”的藝術表達力和感染力，因此應當有選擇地吸收。③中國的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義，而且同音字極多，容易造成聽者理解的困難。對此傅斯年主張用“單不足以喻則兼”的原則予以解決，即盡量少用單詞，多用複語，“故白話用一字，文詞用二字者，從文詞。白話用二字，文詞用一字者，從白話”。這樣文言中的“今”、“往”就被白話中的“現在”、“過去”代替了。當然對於成語，如“今不如夕”，因是約定俗成，就沒有改正的必要了。④重視俗語，傅斯年認為，許多描寫事物與表達感情的俗語，非常傳神，表現力極強，因此無論雅俗，都應該盡量兼采。⑤遵循“出詞貴簡”、“貴次天然”的原則評判文言與白話，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應力求簡潔、明了，這是一個根本原則。
（二）關於“歐化的白話文”的觀點。1918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總結了一年來文學革命發難後的理論成果，文中把文學革命的目的化整為零，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這標誌著文學革命發難期重心的轉移，即從對封建文學的批判破壞而發展到新文學的理論建設和實際發展。但在白話文學進入實踐階段的初期，隻有理論的倡導無現成的楷模。雖然有《水滸傳》、《紅樓夢》等舊白話小說，但與新文學的要求亦有相當距離。在文言書海裏成長起來的新文學論者要改變自己思維和實踐的習慣，無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初期的白話文，“有許多很不可看的，很沒文學組織的……‘你’、‘我’、‘爾’、‘汝’隨便寫去，又犯了曹雪芹的告誡，拿那‘最可厭的之、乎、者、也’一齊用來，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自己紮不下陣角，更遭保守派的譏笑。這引起了傅斯年憂慮，認為當務之急是研究白話文的做法。他根據自己做白話文的經驗，撰寫了《怎樣做白話文》一文，提出了做白話文的兩大原則：“一、留心說話。二、直用西洋句法。”
關於“留心說話”——留心自己的說話，留心聽別人的說話。傅斯年認為：“語言和文章，在文言分離的時代，是兩樣東西的，不會做文章的人，可能善於說話，不善說話的人，可能做得好文章。”但“言文合一”以後，文章語言便是一回事，日語文學就是文學國語，這樣想做好白話文，便需要把語言的精神，當做文章的內在素質，從而必須善於說話並留心自己和別人的說話。
關於“直用西洋句法”。留心說話，把說話當做白話文的憑籍，這固然是重要的，但僅有此又是不夠的。因為文言分離二千年之後，白話由於缺乏修飾與改進，變得越來越蒼白、直露，在文典學、言語學、修辭學上都有著若幹致命的缺陷，因此中國國語文學的發展，必須於“乞靈說話之外，再找出一宗高等憑借物”，那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即使國語“歐化”，成一種“歐化的白話文”。白話文為什麼需要歐化呢？傅斯年認為，在句法上，近代西方文章都是一層層疊進，思想意思一層層顯出，邏輯性很強，“層次分明”是西洋文的一大特征。而中國的文章則相反，複句少，單句多，一個問題層層分析的句調與文章，就更沒有了。傅斯年認為這是中國人思想簡單、邏輯性不強的表現。顯然，他並沒有將國語歐化僅僅視為一個語言問題，而是將語言問題與思想改造緊密聯係在一起，他身體力行，《怎樣做白話文》本身即是一篇在力去原來的簡單，力求層次的發展，模仿西文語法的運用方麵體現較明顯、較成功的白話論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