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6年那場大病之後，愛因斯坦一直有胃痙攣、頭暈、惡心和嘔吐等毛病，但他有做不完的工作，始終就像一支兩頭點燃的蠟燭，從不知道什麼叫保重自己。1945年和1948年又因發現主動脈上有瘤，連續做了兩次手術，從此身體狀況更是每況愈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長了。然而對此心裏越清楚，他工作就越拚命。他要為人類做盡可能多的事，他希望再多做些工作，在呼籲世界永久和平方麵能夠奏效。他當然也希望在統一場論的研究上能取得比較滿意的結果。
他76歲生日過後不久，1955年4月13日，愛因斯坦右腹部感到陣陣劇痛，膽囊發炎，還有別的一些症狀。為了不使家人為他痛苦，他咬緊牙關，強忍著疼痛，硬是一聲也不吭。第二天，心髒外科專家格蘭醫生從紐約趕來了。病人很虛弱，動手術很危險，但不開刀更危險，所以經權衡利弊，醫生還是建議動手術。愛因斯坦聽後臉上現出一絲疲倦的微笑，搖搖頭說：“不用了。”
人生最後的一件大事就要來臨了，他已作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沒有什麼可怕的，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他不怕死，他這一生，凡是能做到的，他都努力去做了。
4月16日，病情進一步惡化。杜卡斯又匆匆跑去請醫生。醫生要愛因斯坦住院，但他隻管搖頭，執意不肯。但幾年前的一件事使醫生有了主意。
有一次，他給愛因斯坦治病，給他配了幾種藥片、一瓶藥水，要他服用。愛因斯坦順從地吞下藥片、藥水，歎了口氣說：“你覺得好點了嗎?”似乎吃藥完全是為了醫生。醫生由此看出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科學家身上的同樣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即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設身處地替人著想，憂他人之憂，樂他人之樂。
醫生說：“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實在頂不住了，我看她也要病了。”
這一招果然奏效。愛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他的忠實的助手，把自己的全部都獻給了他所從事的事業的人，自1928年愛因斯坦生病以來，杜卡斯就一直跟著他。她是秘書，後來又兼管家。他有病時也全靠她護理。她年齡也已不輕，她確實疲憊不堪，快頂不住了。
愛因斯坦住進了普林斯頓一家醫院。但他一到醫院就打電話回家，要人把他的眼鏡、自來水筆、一封沒有寫完的信和一道未做完的計算送到醫院來。老人在病床上欠了欠垂危的身體，伸出顫顫巍巍的手拿起筆，可是筆尖尚未碰到紙，就感到天昏地暗，一陣頭暈目眩。他側過身去，靜了靜。這時，他的寬大的、布滿深深皺紋的前額上又滲出了汗珠。那支用了幾十年的鋼筆從不聽使喚的手中滑落了!他為這個世界做得太多了!他太累了!“上帝”也不忍心讓他再幹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愛因斯坦感到好些了。在加利福尼亞當工程師的大兒子漢斯·阿爾伯特特地坐飛機來看了他。他的好朋友、經濟學家那坦教授和高等研究所裏幾位親近的同事都來看他。他和朋友們談話，照舊那樣從容不迫，幽默深刻。他看到一位朋友愁容滿麵，還安慰起這位朋友來：“別難過，人總有一天要死的。”
他談到了自己身後的事，再三叮囑，切不可把梅塞街112號變為人們“朝聖”的紀念館，他的高等研究所的辦公室一定要讓給別人使用，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地上。他希望除了他的科學理想與社會理想，他的其他的一切都隨他一起死去。他也談到了科學。在談到美國公民權遭到踐踏和世界和平前景暗淡時，他的臉上滿是憂傷。他請他的老朋友那坦教授當他的遺囑執行人。他把手稿贈給艾倫·杜卡斯，房產留給瑪爾戈，把他心愛的提琴給孫兒伯納德·愛因斯坦。
晚上，他讓杜卡斯回去休息了。瑪爾戈當時也在鬧病，正好與他住在同一家醫院。她坐著輪椅請人推著去看了他。瑪爾戈看到他由於痛苦而變了形的臉感到非常難受，傷心地落了淚。他親切地對她說：“我這裏沒有事了，你好好地去睡吧!”後來，她在回憶愛因斯坦臨終時的情景說：“他是那樣靜靜地，還略帶幽默的口吻談論醫生，像是等待著即將到來的自然事件一樣等待著他的末日。他正像他的一生那樣無所畏懼，麵對死神的來臨仍是那麼泰然自若。他既不感到悲傷，也不感到遺憾，從從容容地離別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