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講演使電視台的經理嚇得驚慌失措，以至在他離去時都不敢送他。
如果說這時他主要還是表現為對美國政府搞軍國主義的揭露的話，那麼後來，他的一些講話就簡直是號召人民起來造他們的反了。
1954年3月14日，愛因斯坦75歲生日，保衛民主權利美國委員會來信祝賀他。他寫了一封回信。信末附加了這樣的話：“把美國引向反動獨裁的那些人竭力想把凡是反對他們的人的嘴全封住，並對他們加以恐嚇。”“我們一定要堅持不屈!”“必須用種種辦法幫助那些因思想迫害而需要辯護的人們、拒絕提供口供的人們，以及那些由於思想迫害而遭受物質困難的人”
他在給美國法學者協會的一封信裏也寫道：“人的權利並不是在天上規定的，為這個權利所作的鬥爭也不是在天上，而是在這裏，在人間進行的……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我們的國家做出種種令人恥笑、令人憎惡的行動。這種情況我們還必須忍受多久呢?對於那些貪婪地爭權奪利，從這種情況得到好處的政客們，還將容忍多久呢……”
在另外的場合他還進一步分析了美國軍國主義的根源與實質。他認為“這種精神的根本事實是‘赤裸裸的霸權’。”軍國主義的精神狀態隻有把原子彈、戰略基地，把各種各樣的武器、原料、資源等非人性的因素，看作是根本性的，而把諸如人們的願望和思想等心理因素看作是不重要的和第二位的。在這種精神統治下，“個人遭到貶斥，他隻是一件工具，他僅僅變成為一種原材料，喪失了人類正常的樹立雄心壯誌的衝動。”這種軍國主義要求公民的政治權利在所謂國家利益的托詞下作出犧牲。“各種各樣的政治迫害和政府幹涉，比如對教學、研究和報紙的官方控製等，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因而也遇不到人民群眾的抵抗，而這種抵抗本來是可以用來保護人民的。”
他在1948年春寫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國家軍國主義化的計劃，不僅意味著發生戰爭的危險。這個計劃毫無疑問是在慢慢地，然而確實地摧毀民主和個人權利!”
愛因斯坦爭取世界和平的言行不僅遭到美國政府和反動勢力的反對，他關於改造聯合國、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些建議也引起了蘇聯政府的強烈不滿。
蘇聯的4位科學家不得不根據政府的指示在英文雜誌《新時代》上發表了一封致愛因斯坦的公開信，激烈反對“愛因斯坦博士的錯誤思想”。他們譴責愛因斯坦提出的取消各國主權、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張是為了確立壟斷資本主義的世界霸權，支持卑鄙的帝國主義者，“掩護其無限製的擴張”。對於愛因斯坦關於縮小安理會權力，擴大大會權力的思想，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把聯合國變為美國國務院的一個部門的願望”。對他關於聯合國的代表應由人民直選的主張，更是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說愛因斯坦是在支持與和平和國際合作為敵的最凶惡的敵人的計劃和努力。
在對待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製度根本不同的國家的態度上，顯然，愛因斯坦始終比較傾向於蘇聯。正因為如此，德國和美國的反動勢力才大肆反對他。盡管他有時也批評蘇聯缺少自由，對於科學與文化有著太多的不必要的幹預，但更多的卻是稱頌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成就，認為蘇維埃製度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經濟領域裏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全體人民已從這些成就裏得到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對他所批評的那些問題，他甚至都表示出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和涼解。他在答複美國民主黨人說蘇聯是少數人的統治、缺乏自由的詰難時就說過，對於一個被剝奪了政治教育的民族和一個缺乏改善其災難狀況的能力的國家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麵，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美國政府搞軍國主義的批判，後來這種批判還深入到了對社會製度本身的揭露。1945年他對雷蒙德·斯溫說，蘇聯的內部狀況，不會“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愛因斯坦敵視一切國家主義。但比起蘇聯的國家主義來說，他更加擔心美國的國家主義。他認為，當時的世界局勢，美國的罪責比蘇聯的大。“因為在控製世界局勢上我們實際上是更有能力的國家，如果發生了危機，那麼我們就應比蘇聯受到更多的譴責”。
蘇聯科學家說愛因斯坦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是支持美帝國主義”，“掩護其無限製的擴張”，顯然是冤枉了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讀了蘇聯科學家的公開信，並且反複讀了好幾遍。愛因斯坦並沒有像有些人那樣感情用事，他在回答公開信時再一次體現出了他的寬廣的胸懷和偉大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