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曲解迫使愛因斯坦對自己的態度作出明確的說明。他歎息蘇聯人所使用的“公開信的討厭笨拙的方法”，而不是用能創造一種相互理解氣氛的直接接觸的自由和親自交換意見的方法。然而他讚賞他的俄國同事的率直坦白、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們觀點的做法，認為“相互理解隻有作這樣的努力才有可能，那就是努力充分了解對方的思想、動機和憂慮，做到設身處地地從對方的角度去觀察世界”。事實上，他對蘇聯科學家的答複就是這樣做的，他對他們某些過激的言詞表示可以理解，因為他了解，俄羅斯在近30年中從敵視他的帝國主義勢力方麵受了多少苦難。他記得德國人的入侵，內戰時代的外國幹涉，西方國家以希特勒為反俄工具而給予的支持……他在答複中說，他“是誠懇地在尋求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而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或者知道了所要遵循的‘正確道路”’。對於蘇聯人譴責他支持資本主義，他說明了他一貫堅持的思想——即認為資本主義從來不曾和永遠不可能使生產與人民的購買力保持健康的平衡，也不能製止失業。他還進一步說：“我而且同意你們的看法，社會主義經濟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無疑地，總有一天，那時一切國家(隻要這樣的國家仍然存在)都會感謝俄國，因為它是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際可能性作出了證明的第一個國家。”同時他也批評了那種狂熱的不容許有任何不同聲音存在的偏狹性，認為這就把一種可行的社會組織形式變成了一種像幫會那樣的東西，把一切“異教徒”都汙蔑為叛徒和為非作歹的壞分子。他還指出了蘇聯政策上的矛盾性：在經濟領域強烈地反對無政府狀態，“在國際政治領域卻又以同樣的激情來擁護無政府狀態，即擁護無限製的主權”。愛因斯坦也毫無顧忌地、直率地指出：“美國政府關於原子武器的一些建議，至少表明了一種想要創立超國家安全組織的企圖。如果說是對方不能接受的話，那麼，至少也為真正解決國際安全問題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基礎。其實，倒是蘇聯政府半否定半拖遝的態度，使得這一個國家善良的人們很難像他們原來所希望的那樣，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來反對‘戰爭販子’。關於美國對聯合國大會的影響，我要說的是：照我看來，這不僅是由於美國具有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也是由於美國同聯合國都在努力尋求真正解決安全問題的辦法。”最後，愛因斯坦站在自己一貫的立場上強調：“最重大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其他一切與之相比均屬微不足道的。”“大家知道，實力政策遲早必定導致戰爭……”我們麵I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用一切手段阻止戰爭的爆發。
對愛因斯坦來說，悲哀還不止來自各國統治集團的反對，而是老百姓的愚昧，對戰爭危險的普遍麻木與冷漠，對他的再三呼籲無動於衷。
1949年，他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近來，我和一位理智而好心的人討論過另一次戰爭的可能性，這次戰爭真正威脅到人類的存在。我告訴他說，我相信隻有一個超國家組織可能提供一種對抗這種危險的措施。對此，我的來訪者平靜而冷淡地回答說：‘你究意為什麼如此熱切地反對人類的消失呢?”’愛因斯坦說，對此他感到震驚：“我確信，100年前是不會有人如此隨便作出這樣的評述的。”然而對於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他隻有痛．心，沒有表現出憤怒。因為，他理解隱藏在這言過其實的說法後麵的痛苦，能說出這樣的話的人一定是一個曾經為反對戰爭作了很多努力而處處碰壁的人。更使他感到困惑不解、心煩意亂的是，“雖然已經得到原子戰爭的恐怖性質的警告，人們仍沒有做出任何事情反對它，甚至還有幾分漠視他們意識到的警告”。，有的人認識到鄰近的人們會被消滅，但存在僥幸心理，總覺得不會殃及自己。更有甚者，有些人還因自己國家擁有這種具有巨大殺傷力的武器沾沾自喜乃至自豪。愛因斯坦說，真正的危險是由仇恨產生的那種視而不見，“真正的危險在人們的心中”，“人們的精神墮落了，變得習慣於戰爭。結果是理智的、客觀的人類行動幾乎很少有效果，它落入被懷疑並被當作反對愛國而遭到迫害”。他認為這是由於人民受到統治者欺騙宣傳的蒙蔽。所以，要使人們聽到理性的聲音，就應該使人們脫離、超越那些統治者、政治家，那些權力的維護者們。
麵對戰爭危險日益深重自己又無能為力，他感到沮喪、失望而痛苦萬分。那些曾在思想上接近他的人，現在很多地遠離他而去，他感到更加孤獨了，愛因斯坦與他那個時代被一道深淵隔開。這是他對人類命運的崇高責任心、使命感與人們自私自利、麻木不仁之間的深淵，是他對於理性和秩序的需要和那些隨波逐流的人的恣意妄為之間的深淵。他，幾乎是一個孤獨的老人，麵對整個世界的愚蠢。
瓦朗坦在最後一次見他時，他對她談到了廣島，談到走向毀滅的競賽，以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加劇這種競賽。他談到他個人的經曆，所進行的徒勞無益的努力，無人理睬的警告。他談到了人的愚蠢，他的盲目選擇，對於縈繞心頭的人性的憂慮。“當提及某些特別令人失望的談話或荒唐的偶然事件時，他發出了陣陣大笑，正像某些通常不合條理的事件激起他的幽默感時他所反應的那樣。但是，他的笑聲是苦澀的，它不再是發自內心的……”